安·巴·契诃夫，一八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在俄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塔甘罗格。一八七六年，他父亲经营的一家杂货铺濒临破产，为了躲债，举家迁到莫斯科，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家乡完成中学学业。
一八七六到一八七九的三年间，契诃夫度过了寄人篱下、举目无亲的艰难岁月。过早的生活磨难，使得契诃夫早早地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也早早地产生了维护人的尊严的自觉。
契诃夫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作，但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是在他刚刚考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一八八年。他的第一个创作丰收期出现在一八八三年，这一年他光是在列依金主持的《花絮》杂志上，就发表了八十五篇短篇小说。其中像《小官员之死》《胖子和瘦子》以及一八八四年问世的《变色龙》，构成了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代表作。难怪契诃夫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写给列依金的一封信中会说：“《花絮》是我的圣水盆，而您是我的教父。”
列依金对契诃夫的最大帮助，是磨砺了他简洁的文风和调动了他的幽默天性。列依金对契诃夫提出的写作要求非常具体：作品不要超过一百个句子，而且每个作品中都要有幽默的火花。后来，契诃夫也深有体会地说：“简洁是天才的姐妹。”
契诃夫一生说过不少颇有人生哲理的话。他在一八八九年一月七日的一封书信中说，希望看到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难怪在他早期的小说杰作中，都把笔触深入到对“人身上的奴性”的揭示上。
《小官员之死》里的那个庶务官看戏时打了个喷嚏，本来没什么要紧，但当他发现坐在前边的是一位文职将军，便卑躬屈节地接连赔不是；《变色龙》里的那个警官在一只可能是将军家的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奴态百出，这都显示了在幽默与讽刺的背后，站着一个冷眼观察世界、揭露社会病象、呼吁人性复归的契诃夫。
一八八六年是契诃夫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展现这一转折的代表作，是发表于这年年初的《苦恼》，它标志着先前不无快意地撰写幽默故事的契诃夫正在转变成一个忧伤地咀嚼人生苦痛的契诃夫。
《苦恼》里那个名叫姚纳的马车夫，想把自己的丧子之痛告诉别人，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倾诉，最后他只好把他的痛苦一股脑儿地说给那匹小母马听。《苦恼》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种人生困顿，到二十世纪成了更为严酷的社会病态。
在观察社会病态的同时，契诃夫还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的劫难。在小说《牧笛》中，契诃夫向我们展示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已经出现的生态灾难的征兆。森林不断被砍伐最让契诃夫痛心。因此，契诃夫一生都致力于植树造林，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十几卷文学著作，还有一片他亲手种植的绿色树林。
契诃夫的生命之路上，有一件特别值得关注的事——一八九年的萨哈林岛之行。萨哈林岛在沙俄时代是一个关押流放犯人的所在。契诃夫不顾亲友劝阻，毅然只身完成了一次穿行西伯利亚的冒险之旅。契诃夫于一八九年四月一日离开莫斯科，六月二十七日漂流到了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的一段江面，并在中国边城瑷珲作了短暂停留，就在这一天，他写了一封家书描述了江上景色
这就是阿穆尔河。悬崖，峭壁，森林，无数的野鸭以及各种各样叫不出名的长喙的精灵……我在阿穆尔河漂流了一千多俄里了，欣赏到了如此多的美景，得到了如此多的享受，即便现在死去我也不觉得害怕了……我爱上了阿穆尔河甚至想在这儿住上两年。又美丽，又宽阔，又自由，又温暖。无论是在瑞士还是在法国，都从来没有领略过这样的自由。
契诃夫也许是世界上著名作家中第一个用文字赞美黑龙江风光的人。但他旅行的目的地却是个人间地狱。这次萨哈林岛之旅的直接收获就是，促使他创作了一部在他的整个创作中最令人心灵战栗的小说《第六病室》，契诃夫意识到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自己，为自己害怕”。
《第六病室》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画家列宾读过之后写信给契诃夫说：“真不可思议，从这样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小说中，最终竟能生发出如此巨大的人类思想。”
列宾的观察，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好些契诃夫小说的内涵。比如《大学生》：大学生伊凡给两个村妇讲《圣经》，伊凡由此想到“过去与现在是由一连串连绵不断、由此及彼的事件联系起来的”，过去曾经“指引过人类生活的真与美，直到今天还在连续不断地指引着人类生活”。
契诃夫在中国有不少知音，如美学家王元化。他在《莎剧解读·序》里谈到契诃夫创作的美学特征：“……故事就这么简单，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的美丽……在这些场景中流露出来的淡淡哀愁是柔和的、含蓄的，是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
在这个选本里，我们也有意地把一些契诃夫“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的美丽”和“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作品收了进来。如《玩笑》《在别墅里》《别人的不幸》《薇罗奇卡》《带阁楼的房子》。这些作品，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社会批判的锋芒，却显示了契诃夫揭示人性奥秘的智慧与执著，反映了契诃夫创作的人文精神与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侧面。
契诃夫在俄罗斯家喻户晓是在一八八八年之后，那一年，他得到了普希金文学奖。他在这一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草原》得到了一致好评，尤其是小说中对于草原美景的描写，更是让人津津乐道。然而这一大段描写却是以这样的感叹结束的：“在美的凯旋中，在幸福的满足中，会感到一种紧张和惆怅。好像是草原意识到了自己的孤独，好像它的财富与灵气无人歌唱，无人需求，对于这个世界也就白白废弃了，穿越快活的喧闹声，能听到草原忧伤而无望的呼唤：‘歌手快来！歌手快来！’”
这就提出了一个使契诃夫苦恼的问题：“美的空费”。契诃夫太善良了，在他“美的空费”的叹息里有一种感人的人文精神。这也反映在一八八八年他的另一部小说《美女》中。小说中的“我”在一个闭塞的穷乡，在一个偏远的小站，见到了两个“美女”，心中竟也产生了惆怅之情，以至于“在春天的空气里，在夜空中，在车厢里，都笼罩着一片忧伤”。
契诃夫早年就患有肺结核病，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病情加剧，大口吐血，于三月二十五日住进医院。三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来到契诃夫病榻前探视，就在这个病房里两位文学大家就人死后有无灵魂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契诃夫敬重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喜爱契诃夫，但这不妨碍他俩在一些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围绕着小说《可爱的人》（又译《宝贝儿》）的争执也很能说明契诃夫与托尔斯泰的观念差异。《可爱的人》是托尔斯泰最喜欢的一篇契诃夫的小说，他常常给家人和友人朗读这篇小说。托尔斯泰认为女人的头等大事是“爱”，小说女主人公的“能为她心爱的人献出自己整个身心”，这个爱是“神圣的”。而契诃夫并没有把自己小说女主人公当作一个“神圣的”女人来描写，因为他认为新的女性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能当男人的附庸。
另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是《灯火》。小说发表之后，有一位作家对它提出质疑，只是因小说结尾这样一句：“是的，这世界上什么都弄不明白！”契诃夫回答这位批评者说：“您关于我的《灯火》结尾的意见，我不敢苟同……我们不必不懂装懂，不如直接声明：这世界上，只有傻瓜和骗子才什么都懂。”在契诃夫的这个理念里，就如一个小说主人公所说的：“体现为一种世界性的悲悯和痛苦……是植根于对人的爱。”
在一八九八年，契诃夫创作了几篇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的小说，其中就有《套中人》和《药内奇》。这两篇小说展示了契诃夫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精神诉求：做一个自由的人和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套中人”别里科夫即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也穿上套鞋，带上雨伞”，别里科夫不仅把自己束缚在“套子”里，还想用它来束缚周围的人。契诃夫把“套中人”之死与自由之生机联系到一起，唱起了自由的歌：“自由，自由！甚至仅仅是对自由的某种暗示，甚至是对自由的微小希望，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
《药内奇》写了一个医生因为对于金钱的迷恋而精神蜕变的过程。小说里有一句传神的文字：“斯塔尔采夫（即药内奇）想起自己每天晚上兴致勃勃地从衣兜里掏出的纸币时，心中的火苗便熄灭了。”
一八九八年是契诃夫生命历程中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海鸥》，大获成功，开启了契诃夫晚年光辉的戏剧创作高潮，也在这一年，他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克尼碧尔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一八九九年契诃夫创作《牵小狗的女人》，写了一对男女如何因为产生了真正的爱情而改变了他们自己。这篇小说当然也有些许契诃夫本人的人生体验的反射。契诃夫在小说里写到“只是到了现在，当他的头已经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爱上了一个人”，这不仅是他在给小说主人公作心理揭示，同时可能也是自觉已经年华老去，“从自我出发”的一声叹息。
一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契诃夫与克尼碧尔在莫斯科一家教堂举行婚礼。其时，契诃夫的肺病已日趋严重，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到乌发的一个疗养院度蜜月，同时接受据说对肺病有疗效的酸马奶治疗。但本人就是医生的契诃夫自知预后不妙，便在八月三日写下遗嘱，叮嘱家人：“帮助穷人，爱护母亲，全家和睦。”
一九二年契诃夫的小说《主教》发表。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位主教的死亡，而且是死于肺病。更有趣的是，在晚年的书信中，契诃夫有时也戏称自己“像个主教”。一个垂死的作家描写一个小说人物的因病死亡，自然会有作者心灵的投影。小说主人公去世的第二天正好是复活节，城里的教堂钟声长鸣，太阳照样普照大地……小说体现了契诃夫坦然面对死神的乐观精神。
契诃夫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是《未婚妻》。小说描写了一个名叫娜佳的“未婚妻”的青春觉醒，在小说的结尾处，出现了一段在契诃夫的小说中难得一见的呼唤新生活的抒情插话：
她看着房屋，看着灰色的围墙，觉得城里的一切东西都早已衰老，都不过是在等待着结局，或者是在等待着一种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生活的开端。啊，让这光明的新生活快些来临吧……
契诃夫不仅是个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个卓越的剧作家，他的戏剧的世界性影响也越来越大。
契诃夫在中学时代就写过剧本，而到了晚年更是致力于戏剧创作。他的四部戏剧代表作分别是《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8）、《三姊妹》（1901）和《樱桃园》（1904）。在中国最早发现契诃夫戏剧美质的是戏剧家曹禺。他在发表于一九三六年的《〈日出〉·跋》里，特别写到了契诃夫《三姊妹》一剧给予他的感动与启发：
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阖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哀林娜，奥尔加那三个有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发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
契诃夫一九四年初写完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时，也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遵照医生建议，契诃夫夫妇于一九四年六月三日离开莫斯科，六月八日到达德国的疗养胜地巴登威勒。七月十五日凌晨，契诃夫醒来感到憋气，自知大限已到，冲着医生用德语说：“我要死了。”医生给契诃夫注射了一针药水，让人送来一杯香槟。契诃夫呷了口香槟，对妻子说：“我好久没有喝香槟了。”他把一杯香槟一饮而尽，侧身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
在纪念契诃夫诞辰一百周年的一九六年，前苏联著名作家普伦堡写了一本名为《重读契诃夫》的书，他在书中预言，契诃夫将活在“所有有人在追求、在痛苦、在爱、在挣扎、在欢乐的地方”。
阅读和重读契诃夫，我们能够相信，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呼唤仁慈的契诃夫像世界上一切伟大作家一样，能够与时代一道前进。
童道明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