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西渡的第四本诗集。这些近作致力于表达诗人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并努力接近人和语言创造的源头，把读者带到诗最初被发明的那一刻，呈现那一刻的生命的知觉和感动，再现那一刻的完整的心。诗集中的一部分诗作以娴熟的叙事技艺敏锐地触及当代现实，为生活于当下的芸芸众生造像，深入探讨了“人”在当下的处境；另一部分诗作则以“历史”为处理对象，以一种迷人的风致展现了“历史”的现实性；在另一些诗中，诗人又以纯粹的抒情态度处理自然、美和爱的主题，达到一种近乎纯诗的“完全”境界；还有的诗则倾向于沉思，以“思”作为处理的对象，让诗与思在语言的创造中完成和美的联姻。西渡诗歌多样的风格、手法、题材，显示了他“不止拥有一支诗笔”的多方面诗才，也显示了当代诗歌的不同可能性及其推进，值得读者和研究者重视和珍惜。
自序
2010年11月，我在《鸟语林》的后记中信誓旦旦地说：“希望下一个十年我可以写得更多一点。”从那会儿算起，到现在整八年了，但是我并没有如自己所愿写得更多一点，有几年实际上写得更少了。就在2010年，经不住友人诱劝，我以超过不惑之年重新到学校回炉。我没料到，这一“回炉”就是五年，更没料到读书期间几乎跟写诗这件事完全断了缘。这几年中，我写过的全部诗作不超过个位数。这本诗集收入2010年的诗7首，但都写于这年入学之前；收入2011年1首、2012年1首、2013年2首、2014年1首——这几乎就是我在“回炉”期间写作上的全部成绩。要是事先知道这个结果，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决心二次迈入校门。2015年结束这一段漫长的学业，我才渐渐恢复写诗。事实上，收入这个集子的诗大多写于2015年9月到2017年底这两年多的时间。2018年工作变动以后，因为要适应新的环境，写诗又少了，但好歹还利用暑假时间写了一点，本书收了其中12首，勉强比2010到2014年那几年强一点。
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收2010至2018年短诗97首，辑内按写作时间排序。第二辑收三个组诗，合计27首，辑内按写作时间排序。第三辑为“截句”102首。这组东西本来是应蒋一谈兄之约稿而写，蒋兄当时正倡导“截句”，主持出版了一大套“截句”集，计划出第二套，并向多位朋友约了稿。我很郑重地当个事来做。但等我如约写完的时候，蒋兄却闭关去了，很长时间毫无消息。等蒋兄结束闭关，也不再提这事，估计那一大套“截句”市场反响难如所愿，这第二套的计划也就泡汤了。虽然蒋兄不要这些东西了，我自己当然还要敝帚自珍，故权收于此，也算给当时付出的心血一个交代。
我这些年写过的诗当然比收在这里的要多一些。出于不同的理由，我在之前已经编就的一个集子基础上，剔除了一部分诗作，有些诗的剔除让我如释重负，有些诗的剔除则私心还不免有些割舍不下。但限于目前的条件，也只好如此了。希望以后可以给那些也许还有点价值的小东西一个适当的归宿。
我曾经相信易卜生的话“最孤独的人最有力量”，把自己置于世界的反面，把诗歌理解为说“不”的力量。世界当然有很大的问题，诗歌也要说“不”。事实上，现代诗歌自波德莱尔以来一直在说“不”，这是一个光荣的传统。但是就其源头而言，诗歌是作为“是”的力量与人类发生关联的，用骆一禾的话说，它是“创世的‘是’字”。这个“是”是对世界的肯定和赞颂，是“我”与世界的合体与重新合体。用文学的语言说，“是”才是可供我们栖居的心愿之乡。人只有居于“是”，才能居于世界。居于“不”的人们，只能是永远的漂泊者。从另一方面讲，诗歌的“不”也必以这个“是”为基础。没有“是”为指归的“不”，是没有准星的枪，没有方向盘的车，是没有心的身。近十年来，我在一些场合反复谈到建立一种“幸福的诗学”的可能性，但应者寥寥，反对者倒颇不少。在一种现代性的评判标准中，诅咒被认为是一种高于赞颂的行动，恨也比爱更有力量。张枣的话很典型：“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谁就是原始人。”张枣的道理，我完全理解，世界如此不堪，诗人乃不得不和痛苦同卧同起。但我不同意张枣由此延伸出的对诗人和世界关系的认知。在张枣看来，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就像一场不幸的婚姻，而且没有任何摆脱的希望。我以为，这种认知某种程度上恰是现代诗人或现代知识者的一种自欺，它把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固化了，而且本质化了。但生命是一种先于现代，也长于现代的事实。生命就是“是”本身，活着就是“是”本身。站在“是”的反面，也就是站在生命的反面，也就是站在诗的反面——诗是生命的同义语，而不是死亡的同义语。海子被认为是一个迷恋死亡、赞颂死亡的诗人，但他的诗并不迷恋死亡，也不赞颂死亡。他说：“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在海子的例子中，可以说诗以其“是”的力量反对了诗人的“不”。实际上，张枣的诗也反对了他自己。张枣诗中最迷人之处并不是它对世界的诅咒、恨，或者张枣作为诗人对这个世界的厌烦，他的颓废，他的厌倦，而是它展现了一种幸福的可能。张枣诗歌中那个温柔的声音，其引人向往之处正是来自幸福本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汉语的“甜”本身。有迷恋死亡、赞颂死亡的诗人，但没有迷恋死亡、赞颂死亡的诗。诗是对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力量是赞颂的力量。生活所赖于建立的东西才是生活的真实。诅咒不能建立生活，惟有赞颂建立生活。这是从太阳中取出火和光的力量，也是在地狱的寒冰中依然坚持信仰太阳和光明的力量。这是确信“诗以太阳必将胜利”的力量。诗人或许失败，但诗本身必将胜利，因为诗和生命，和太阳在一起。
以上算是我对多年写作经历的一个反思和辩解。此外，我想在这里就《故园，心史》《返魂香》两个组诗再啰嗦几句。这两个组诗原本都是计划写一本诗集的，也有大致的构想，但是俗务纷杂，看来一时还难以完成预想的目标，只好作为组诗暂收于此。这些东西，就题材而言，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在向传统致敬和回归。它们当然是一种致敬，对那些曾经在我们历史上活过的人物和他们至今依然生机勃然的创造，但它们却不是回归。所谓回归，总是把传统和历史看作已经过去了、固化了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它们更多的是一种现实，依然活生生的现实。苏轼或者杜甫，陶渊明或者李商隐，对我并不比郭沫若、艾青、穆旦更缺少现实，当然也不比惠特曼、埃利蒂斯、米沃什更现实。过去强有力的诗人，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人类心理的事实，创造的事实，也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现实之一。或者说，无论在我们和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苏轼之间，还是在我们和惠特曼、埃利蒂斯、米沃什之间，同样存在一种神秘的诗歌友谊，这种友谊激励我们，就像我们从当代诗人的友谊中得到激励一样。这种友谊始终是一种活的情谊，据此，“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话，或应改成“宇宙之内皆兄弟”——《淮南子》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中国人的宇宙观一直是包括了时间之维的。我要强调的是，我试图在这些诗里达到的和其他看起来更“现实”的诗作并无不同，那就是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和对人、语言的创造可能的接近。对于古典诗歌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我有自己的保留意见。《返魂香》中的一部分曾应诗人张耳之约在“纽约诗刊”公号发布过。当时曾为这些诗写过一个说明，现在大致也还能代表我的意见，不妨抄录如下：
古典诗歌有点类似在画上作画，一层层的油彩叠加，看起来斑斓极了，绚烂极了，但是画者的本意也在层层叠加的油彩中掩蔽了，失落了。词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些以词牌为题的诗，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在向古典诗歌致敬，其实我是在寻回那个失去的、被掩蔽的东西。向古典诗歌致敬的诗人已经太多了，增加或减少我一个，对古典诗歌都无所损益。我要做的是，揭开、刮去那层层的油彩，回到音乐最初被发明的那一刻，呈现那一刻的生命的知觉和感动，再现那一刻的完整的心。而那一刻也就是此刻，你我所在的此刻。此刻的心古今相通，而那些不断附丽、增饰的油彩则是多余的。是的，只有此刻，才是源头，才是真正的诗。如果你认为我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也可以说我在做的事是一种发明。
在这些诗里，我的语言、形式、想象都是自由的。因为只有依靠自由，我们才能接近那个真正的源泉。
此外的话都在诗里了。就此打住。
2018年12月7日
西渡，诗人、诗歌批评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1967年8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10—201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获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和发表诗作，20世纪90年代开始兼事诗歌批评和诗学研究。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鸟语林》，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读诗记》，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诗作被翻译成英、法、俄、西、日、韩等多种外语，中法双语诗集《风和芦苇之歌》2008年在法国出版。其他编著作品有《北大诗选》《北大百年新诗》《戈麦诗全编》《先锋诗歌档案》《访问中国诗歌》《名家领读系列》《骆一禾的诗》《戈麦的诗》《现代语文》《大学语文》等20多种。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十月》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批评奖、扬子江诗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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