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荟萃了元、明、清时期的诗苑故事、佳话和诗歌赏析。一文一题，每一篇都有一至数首诗作和与之相连的故事佳话。
“诗言志”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可以说诗歌历来便住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文化身份的标识。对一个诗歌大国来说,诗歌便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大至忧国忧民的社樱之慨,小至抒怀感悟,迎来送往,起居作息的生活常态,儿乎无不成“诗”。 “诗”生活亦生活,《文人墨客诗生活(元明清篇)》(作者黄为之、杨廷治)便是一套有关“诗”生活丛书中的一本。
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军两度围攻金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完颜守绪弃城南逃。第二年正月，汴京留守、西面元帅崔立乘机发动政变，以汴京降顺蒙古。当时一批趋炎附势者，四处扬言，歌功颂德，说崔立此举挽救了京城百万生灵，应该为崔立建立功德碑。
崔立的同党翟奕以尚书省命令召见翰林学士王若虚。王若虚进尚书省前，对员外郎元好问说：“翟奕召我，必令我为崔立写碑文，我若不从，必然被杀；从，则一生名节尽亏。我将竭力逊辞，如不行，一死罢了。”
事情果然如王若虚所料，然翟奕亦不能夺王若虚之志，便又召众翰林学士及太学生入尚书省。
这次，崔立亲自出马。崔立对众人说：“我知你们都在骂我是叛贼，你们写碑文，就记述我的反叛罪状好了！”话中分明透着威胁。
锯在前，无路可走。众人你推我让，由刘祁、刘郁兄弟起草碑文，由元好问修改删定，勉强交差。碑文不著一字歌功颂德，只叙崔立举事经过。不久，蒙古军入城，这块功德碑才没有树立起来。
尽管如此，为崔立树功德碑，当事人也知道是谄附逆贼，无不深以为耻。元好问和刘祁后来都写文章否认碑文是自己写的，并且相互推诿，尤其受到当时和后世讥议。而元好问遭到的责难似乎更多。因此，他更是痛心难忘。
天兴三年春，蒙古军入汴京，完颜守绪自杀，金亡。元好问与满朝文武成了蒙古军俘虏，被羁管在聊城(今山东聊城)至觉寺。这年的一个秋夜，元好问枯坐在又矮又湿的土坯房里，听着河水的瑟瑟呜咽，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他的眼前出现了汴京破亡前后的惨状。蒙古军攻城十六个昼夜了，京城到处是火光、死尸、血污、废墟，而崔立乘机作乱，大肆烧杀抢掠。七八天中，从各城门出葬者，竞达数十万人，而贫不能安葬者，更不知其数。生灵涂炭，神州陆沉，．国贼反叛，罪该九死而不赦，他岂能不顾名节为叛逆歌功颂德？为崔立写功德碑文，行同为奸人吮疽舔痔，他岂能心甘情愿？如果他真那样做了，就是被流放天涯、投身山涧，他又有何怨十艮？
“唉，谁能知晓我当时的处境？谁能了解我此刻的心情？这百年的世事与身世，又向谁剖白？”元好问长长地叹了口气，借着昏黄的灯光，写下《秋夜》诗一，记下他这一夜痛不欲生的回忆和思绪：
九死余生气息存，萧条门巷似荒村。 春雷漫说惊坯户，皎日何曾入覆盆。 济水有情添别泪，吴云无梦寄归魂。 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与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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