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经济主体行为研究_周瑾著_9787521816723

　　这是一本研究如何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率的书，突出基础性、实证性和系统性。主要面向乡村人才振兴，定位农业劳动力的培养路径，目的是引导读者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经验性模式和学理化过程，力求内容充实易懂，案例典型实用，理论方法得当。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经济主体行为研究》的特点与主要结论
　　一是对农民的理性层次展开了分析，明确了经济理性是培育对象参与培育的行为准则，获得产业化与职业化发展能力是其参与培育的客观需求。结合对培育对象在不同职业类别间的从业结构特征描述和影响其从业选择的微观因素分析可知，不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居住地特征的培育对象会体现出差别化的从业意愿。
　　二是明确了企业与新型职业农民间的利益关系。企业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培育效率的改进具有必要性作用。其参与行为包括教育培训、就业保障与发展扶持等，这些行为实质上是企业追求自身利益大化的过程，而企业与培育对象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决定了企业利益实现的不同路径。
　　三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系统性与正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基础作用和主导意义，通过分析、评价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规范设计、教育培训、认定管理与政策扶持行为，明确了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扮演着教育培训资源的整合者、培育质量的监督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等多重角色。
　　四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培育对象、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趋向分别表现为个人效用大化、组织利润大化及社会福利大化，三者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行为关系实际上是三者合作博弈的结果。通过分析均衡解，可以看出不同主体的行为方向，即企业投资新型职业农民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政府投资新型职业农民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和职业化发展能力，并且由政府对企业和培育对象予以扶持与激励，由此实现主体收益均衡和培育效率优化。
　　五是当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系统性时，为协调培育供需，提高培育效率，应以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为核心。依据培育对象的客观需求，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内容体系；依据培育主体的供给目标，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方式方法。在此基础上，可结合发展扶持措施，针对不同职业类型、不同从业特征、不同发展阶段的培育对象群体，协调选择相适应的培育路径。

　　这是一本研究如何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率的书，突出基础性、实证性和系统性。主要面向乡村人才振兴，定位农业劳动力的培养路径，目的是引导读者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经验性模式和学理化过程，力求内容充实易懂，案例典型实用，理论方法得当。
　　如何看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和第二、第三产业的持续转移，我国务农人口老龄化、兼业化程度不断加大，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与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间的矛盾加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为提高农民职业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是破解“谁来种地”困境的关键对策，对提高农民主体意识、促进农村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2年，“新型职业农民”这一称谓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央一号文件连续8年就“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提出要求。这些年，学界反响热烈，众多学者着眼于研究新型职业农民“新”在哪里，“职业性”如何体现以及“培育”究竟是何目标，有何内涵，就此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截至书稿完成日，中国知网上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主题的理论文章共计2546篇，主要涉及社会学、农业经济、农村发展等专业领域，重点围绕农民培训和农民培育的现实问题、农民培育的意义与作用等方面展开研究。
　　※本书的逻辑
　　本书的立意角度和其他学术成果不同。本书是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看作一项经济活动来进行研究的，研究内容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经济主体行为。其中，经济主体包括个人（培育对象）、企业与政府。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探索如何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率，优化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经济学内涵、性质以及培育中的经济主体进行科学界定，以理性经济人行为理论、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参与式发展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及博弈论为基础，依托在全国范围内发放的1216份新型职业农民调查问卷及84220份河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摸底调查等数据资料，结合材料分析与模式总结，采用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运用理性层次分析、多分类从业选择模型分析、利益机制分析、政府职能分析等分析手段，围绕三大经济主体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行为逻辑、行为方式、行为路径等内容展开论述。最终通过对各主体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行为关系和作用协同的分析研究，得出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启示与对策建议。
　　本书的特点与主要结论
　　一是对农民的理性层次展开了分析，明确了经济理性是培育对象参与培育的行为准则，获得产业化与职业化发展能力是其参与培育的客观需求。结合对培育对象在不同职业类别间的从业结构特征描述和影响其从业选择的微观因素分析可知，不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居住地特征的培育对象会体现出差别化的从业意愿。
　　二是明确了企业与新型职业农民间的利益关系。企业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培育效率的改进具有必要性作用。其参与行为包括教育培训、就业保障与发展扶持等，这些行为实质上是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企业与培育对象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决定了企业利益实现的不同路径。
　　三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系统性与正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基础作用和主导意义，通过分析、评价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规范设计、教育培训、认定管理与政策扶持行为，明确了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扮演着教育培训资源的整合者、培育质量的监督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等多重角色。
　　四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培育对象、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趋向分别表现为个人效用最大化、组织利润最大化及社会福利最大化，三者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行为关系实际上是三者合作博弈的结果。通过分析均衡解，可以看出不同主体的行为方向，即企业投资新型职业农民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政府投资新型职业农民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和职业化发展能力，并且由政府对企业和培育对象予以扶持与激励，由此实现主体收益均衡和培育效率优化。
　　五是当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系统性时，为协调培育供需，提高培育效率，应以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为核心。依据培育对象的客观需求，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内容体系；依据培育主体的供给目标，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方式方法。在此基础上，可结合发展扶持措施，针对不同职业类型、不同从业特征、不同发展阶段的培育对象群体，协调选择相适应的培育路径。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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