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乡镇志书研究_张勤，陈凯著_9787520166096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乡镇志书研究》以文献学和史学史的视角为出发点，基于方志文献考录的成果，对南宋至今的浙江各类乡镇志书进行系统研究。梳理浙江乡镇志书的发展历程、阶段分期及其基本特点，综论古今浙江乡镇志书的体例体裁、命名方式、编纂特色、修志群体等重要问题，阐述浙江乡镇志书在史料文献、社会文化、文本记忆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宋代至今的各类存佚浙江乡镇志书进行考录提要，重点探究编者概况、版本源流、价值特色等方面的内容。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推进学科专业建设，而且对于新方志编纂和社会记忆工程的开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与参考作用。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典籍，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我国方志编修的发展史源远流长，在经过了汉魏南北朝地记、隋唐五代图经两大发展阶段之后，及至宋代，方志体例最终定型，定期纂修方志成了历朝历代不可或缺的文化政策与现实要求，由此形成了这一数量庞大、内容多样、价值特色鲜明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研究祖国的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方方面面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方志的文献价值，我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有较为全面的专章论述，将其价值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即：研究民俗学的源泉，研究历史地理不可缺少的资料，研究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宝库，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资料，为研究各个地区自然灾害提供丰富的资料，研究各地教育史的重要园地。①当然地方志的文献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以上这些方面，惟其如此，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经指出：“流传至今的方志有八千多部，这是我国特有的巨大的文献宝库。这些方志中包含着大量可贵的史料，给我们今天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项遗产的研究、发掘和利用还是远远不够的。”①当然这不是说所有方志中记载的任何内容都是正确的，也不是说其中所有内容都有文献价值，需要对具体史料进行考证和分析。对于旧方志资料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科学辩证态度，我想还是应当遵照谭其骧先生当年的主张，即：“旧志资料不可轻信”，“必须对每一条都进行审慎的考核，决不能轻易置信，决不能因为旧方志上有了，现在修新的地方史志时就照抄照搬”。②只有按照这个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对地方志的文献价值及其利弊得失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利用好这个文献资源宝库。
　　我们浙江是经济文化大省，历来被称为“方志之乡”，编修地方志的历史悠久，不同时期曾涌现了众多体例精良、质量上乘、价值独特的志书，在方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方志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江南社会商业经济的发达，人文教化氛围浓厚，编修地方志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这不仅体现在志书数量大增，而且反映在志书的质量和价值更趋精良，更重要的是随着修志实践与史学理论发展的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关于方志学理论的探讨，先是在各类志书的序跋凡例中有所展现，及至清代中叶，章学诚及其所著《文史通义》成为古代方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因此，对于浙江方志史，尤其是方志理论的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当然这里有必要着重指出一点，就是有些人在论述浙江方志起源，乃至古代方志起源问题的时候，不顾历史事实和学术研究结论，仍然错误地坚持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的说法，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应当予以纠正。早在三十年前，我就对《越绝书》的文献性质、成书年代、价值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指出《越绝书》是地方史著而并非志书，批驳了所谓方志起源于《越绝书》的错误说法。此文刊登在《历史研究》上，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个国家级媒体都对拙文及其观点进行了报道和转载，可以说是关于此书性质研究的定论了。①后来我又对《越绝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历来流传的所谓作者袁康、吴平纯属子虚乌有的人物，《越绝书》乃是历史上“吴越贤者”前后相继撰述的产物，它不仅是研究浙江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典籍，也是研究吴文化的重要文献来源，因此是“江浙两省共有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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