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关于南京历史文化的通俗学术型著作。其从著名历史人物之一——水利专家汪胡桢入手，挖掘了其水利专家身份之外的另一重身份——房地产精英。本书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梳理了汪胡桢在南京“黄金十年”建设时期组建的乐居房产公司及其开发的房产，并重点对其中的几个“新村”进行了调查探访，从建筑本身、所涉人物及历史事件等方面还原了这些“新村”的旧貌，一定程度了反映了南京民国时期的繁华一面。
阅读本书，对于深入了解民国时期社区的历史生态，丰富对南京历史文化的认知都有积极的作用。同时，本书以公司（乐居房产公司）及个人（汪胡桢）为研究对象来展开调查，为城市历史研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城市历史研究并不一定非要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展开，从点到面，或许更能还原历史真实。
对于汪胡桢，可能了解的人不多，不过对于水利界业内人士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然可能也仅限于对其“一代水工”“中国连拱坝之父”等名号的认知，其他方面则基本一无所知。“微南京”丛书策划小组在对南京城市历史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汪胡桢的多重身份，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他曾作为一名房地产精英，一度活跃于南京的城市建设领域。除此之外，他还是当时有名的水利教育家，为我国水利事业培育了一大批人才；他还曾参与翻译和出版了一批水利方面的图书，可以称得上一位多面手。正是这一发现促成了这本小书的诞生。
1927—1937年是南京民国政府大兴土木的十年，也被人们称为“黄金十年”，同时也是时局动乱的一个时期。而汪胡桢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偶然投入到南京的房地产开发事业中，将自己的“新村”建设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他与他所创建的金陵房产建设社、乐居房产公司，先后开发了良友里、梅园新村、桃源新村、复成xin村、竺桥新村等一系列“新村”，成就了很多经典，给南京留下了众多宝贵的民国建筑。
正如作者所说，这些“新村”是从民用建筑和居民社区回看“首都建设”的标本，不仅是难得的建筑遗产，也是难得的城市人文遗产。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新村”早已不再“新”，大都淡出人们的视野，有的甚至已经“消失”，当年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实在是一种遗憾。于是作者写作这样一本小书，通过汪胡桢的这段房地产开发经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这些“新村”的原貌，旨在使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老建筑得以浮出水面，回归到人们的视野当中，以期引起大众对南京民国建筑的更多关注，为其他学者专家研究和还原南京城市历史，提供另一种思路和可能。
谈及南京，人们便会想起“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总会提及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当然，这些是毋庸置疑的，也是让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不过先前的诸多历史遗存，自清咸丰之后，除了明城墙之外，留下痕迹的可能就很少很少了，而现在南京这座城市内留有最多历史痕迹的则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国民政府于1929 年12 月颁布了《首都计划》，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规划，也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城市规划。
《首都计划》出台后，南京从此兴起了持续多年的营造高潮，至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现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功能分区、道路系统，以及一批公共建筑等，基本由此规划格局奠定。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国民大会堂旧址、国立美术陈列馆旧址、国立中央大学旧址、中山陵、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等公共建筑，大都建于1927—1937 年所谓“首都建设的黄金十年”。
计划虽好，但那时建设经费却常常捉襟见肘，所以这十年主要建的是道路、供水等公共设施以及一批公共建筑。而南京成为首都后，人口急剧膨胀，外来的人口需要地方居住，虽然《首都计划》对住宅建设有规划，但规划相对宏观，也没有资金上的保障。实际上，住宅建设的资金大都靠市场化运作来解决。而我们发现，南京现存的民国住宅小区有很多是以“新村”来命名的，不过《首都计划》中并未提及“新村”这一概念。
在中国，最早试图建立“新村”的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五四时期流行的“新村主义”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主要流于各种主义之间的争论，并没有明确形成一致的概念。更多的人把“新村”作为改造农村的一种尝试，例如杨开道的《新村建设》。不管是建在农村还是城市，这些“新村”最终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那么“黄金十年”的“首都大开发”中所建的这些住宅小区为何叫“新村”，这些新村都是什么人建造的，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又是如何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有哪些人住进了这些新村，以及新村的周边环境如何……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疑问。为此，我们非常想找到具体的案例，解开我们的一个个疑惑。
不过要找到具体的案例，却又是非常困难的。现状就是，关于这些新村的档案资料较为缺乏，甚至是没有，而相关的研究资料也不多，即使有一点，也多偏宏观，可供参考的东西较少。
我认为，要深入了解民国时期的南京城市史，搞清楚这些新村的建设等基本情况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是研究南京城市建筑史和街区史的基础，而建筑史和街区史是城市史的核心。城市里有建筑，建筑里住着人，如果不知城市里有哪些建筑，不知建筑里住着什么人，那么所谓的城市史研究就显得非常空洞了。就拿非常不起眼的新村住户信息来说，起码应尽可能搞清楚建筑里住过什么人。每个住户之间看似没有什么关联——当然了，这个“没有关联”只是来自主观判断——实际上他们之间有无关联，我们并不清楚。这时我们首先该做的是尽可能把住户信息列出，之后才是看这些住户之间是否有关联。因此，本书附录良友里、梅园新村、桃源新村和复成新村的“住户名单”，就是为日后的深入研究留下一些反映当时居住生态的基本信息，同时也为读者留下一些想象空间。
退一步说，即使这些住户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知晓这些住户的信息也是非常必要的，须知当年南京作为首都，大量人口涌入，且大都住进了这些新建的住宅区，从移民史的角度去看，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而且这也是街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这样的研究相对还比较缺乏，导致人们对一些老建筑的定位出现了偏差。这种情况在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也很普遍。例如上海的常德公寓，本是一幢六层的公寓，因为张爱玲曾租住过其中的一间，现在整幢楼都被叫作“张爱玲故居”。这样的叫法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就常德公寓的住户信息来说，人们除了知道张爱玲，对其他住户基本一无所知，而对公寓周边的情况也是知之甚少；甚至对常德公寓建筑本身，人们的研究也并不深入。如果人们的研究再细致一点，探知张爱玲的邻居有哪些，他们之间是否有来往，公寓旁都有些什么店铺，这些店铺经营什么，有些什么时髦的物品，这些物品又是什么牌子的，公寓的住户都喜欢在什么店喝咖啡，在哪家店做旗袍，甚至知晓张爱玲的旗袍是否就在某个店做的，等等——如果研究能做到这样细致入微，这就使得这个小街区非常立体了。这样的研究多了，整个城市历史自然也就鲜活起来。应该说，从不起眼的细微处入手做整体的研究，这样的城市文化研究才会有突破，才可能深化。
我们选取汪胡桢以及南京乐居房产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就是想透过一个特别的，有人文情怀和先进理念的房产公司的发展轨迹，来看当年的“首都建设”。汪胡桢早在1927年就提出“新村计划”，他所领导的乐居房产公司在南京建设的梅园新村、桃源新村、复成新村等，应该成为从民用建筑和小社区回看“首都建设”的标本，这些不仅是难得的建筑遗产，也是难得的城市人文遗产。
本书尽力把基础研究做实，把从细微处着手研究民国社区历史的实践呈现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注意，也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便于与大家一起探求推进城市文化研究的方法。而让汪胡桢“重现江湖”，不仅是要重新认识他的城市建设理念，更是要挖掘和保留他和乐居房产公司打造的“新村”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是南京现代城市生活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已被遗忘太久。我们的努力只不过是尽力接续历史，让历史的细节述说历史，让历史的细节走到前台来。
2020 年1 月16 日于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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