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义_[魏] 王弼，[晋] 韩康伯注，郑同整理_9787510888496

《周易正义》，又称《周易注疏》，系唐代学者孔颖达将王弼、韩康伯二人之易注合并，并对其中的经文、传文、注文加以疏解而成。作为《五经正义》之首，长期立于学官，为易学史上除经传以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孔颖达和《周易正义》

孔颖达（574—648），唐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省）人。生于北朝，少时曾从刘焯问学。隋大业（605—616）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到唐代，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诸职。曾奉唐太宗命主编《五经正义》，根据南学约简、以玄学治经和北派深芜、引用谶讳的特点，融合南北经学的见解，形成唐代义疏派。唐代以其《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

《周易正义》作为《五经正义》之首，长期立于学官，是中国易学由学派分立阶段进入学派融合并统一阶段的标志，是易学史上除经传之外最重要的典籍。《周易正义》一书的作者，依次为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谈、于志宁等，复审者有苏德融、赵弘智等人。《周易正义》的编撰，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唐初学制分为六学，隶属于国子监，一时学派分立，义出多门，章句繁杂。唐太宗于是诏使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与众多儒者，共同为五经编撰义疏。书成，共一百七十卷，即题名为《五经正义》。孔颖达去世后，博士马嘉运公开指摘书中的错误，议论颇具雅量高致，得到诸儒的赞服。于是，朝廷诏使诸儒加以修改，但迟迟未能完成。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诏使诸儒对《五经正义》重加修订，至永徽四年（653年）定稿，公开颁行，作为科举考试的用书。《周易正义》这部书是在王弼、韩康伯注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王弼注《易》，只注解了上、下《经》及《彖传》《象传》《文言传》；韩康伯则对王弼未注的《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作了注释。孔颖达等人将王、韩二人之注合并，组成了一部完整的《周易注》。然后，孔颖达等学者对其中的经文、传文、注文加以疏解，形成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周易正义》（或《周易注疏》）。书中经传的编次，和唐以前多有不同。《周易正义》完全依照王、韩注本，将坤卦以下的《彖传》、《象传》文字分附于相应的经文之下，将《文言传》分附于乾坤两卦之后，将《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附于上下经之后。书前，有孔颖达等人所作的《周易正义序》和《周易正义卷首》。《周易正义序》阐述了疏解王弼易注的理由，简述了此书的编撰经过。《周易正义卷首》则包括八篇论文，依次为《论易之三名》《论重卦之人》《论三代易名》《论卦爻辞谁作》《论分上下二篇》《论夫子十翼》《论传〈易〉之人》《论谁加“经”字》，对于王弼与其他各家见解不同的问题，一律遵从王弼。对于易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周易正义》的后世传本甚多，或题为《周易注疏》，或题为《周易兼义》。但根据书前作者自序及《旧唐书》《新唐书》，可知《周易正义》应是最初的书名。《周易正义》竭力排除了南北朝时期以佛、道等玄学思想解《易》的各种学说，对北朝象数学派易学所取亦不多。《周易正义》主要是对王、韩的注释进行了疏解，并根据汉唐之间的义理派易学对王、韩二人的易学加以补充和订正。对于王、韩二人未论述的问题，或采用汉魏以来象数学派的理论，或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和发挥。《周易正义》的卷数，历代图书目录说法不一。《旧唐书》《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均著录为十四卷，《新唐书》著录为十六卷，陈振孙《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十三卷。根据《周易正义序》，可以肯定，十四卷是《周易正义》一书原本的卷数。现存的《周易正义》传本多为九卷本，或附《周易音义》一卷，或附《周易略例》一卷。《周易正义》的传本，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仅有孔颖达等人的疏文，未收王、韩注文及《周易略例》《周易音义》等，称为“单疏本”。第二类是将疏文与王、韩注文合并，称为“注疏本”。此类传本多题为《周易兼义》，即指注疏合并而言。注疏本中又分为三种，其一，仅有王、韩注文及孔疏，无《周易略例》及《周易音义》。今存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题为《周易注疏》，十三卷，即属此类。其二，注疏九卷与陆德明《周易音义》一卷合刊，无《周易略例》，题为《周易兼义》。现存的多种《十三经注疏》本所依据的阮元校刻本，即属此类。其三，注疏九卷、《周易略例》一卷、《周易音义》一卷合刊，例如宋刻元明递修本、元刻本、明嘉靖间李元阳刻本、明万历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及清乾隆间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本，多题为《周易兼义》，属于此类。据有关专家考证，单疏本最接近于孔颖达《周易正义》原貌，注疏本次之。注疏本中，注、疏、《周易略例》《周易音义》合刊本又早于阮元校刻本。本书点校时所用的底本即为合刊本，但点校时吸收了历代易学家对此书的研究成果，并采用简体横排，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

周易正义序

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定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非夫道极玄妙，孰能与于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灵之所益也。若夫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凡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

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既背其本，又违于《注》。至若《复卦》云：“七日来复。”并解云：“七日当为七月，谓阳气从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复，所历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辅注云：“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则是阳气剥尽之后，凡经七日始复，但阳气虽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阳气犹在，何得称七月来复?故郑康成引《易纬》之说，建戌之月，以阳气既尽，建亥之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阳气始生，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七日来复”。仲尼之《纬》分明，辅之《注》若此。康成之说，遗迹可寻。辅注之于前，诸儒背之于后，考其义理，其可通乎?又《蛊卦》云：“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辅注云“甲者创制之令”，又若汉世之时甲令、乙令也。辅又云“令洽”“乃诛”，故后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辅注云：“申命令谓之庚。”辅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谓也。”诸儒同于郑氏之说，以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义；后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宁之义。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顾其《注》，妄作异端。

今既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见，意未周尽。谨与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臣马嘉运，守大学助教臣赵乾叶等对共参议，详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为之正义，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圣道，下益将来，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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