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_姜松，夏艳著_9787509669501

　　《中国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旨在剖解我国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关系的基础上，解析并检验我国经济金融化对城镇化演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探寻新形势下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间协调发展的条件和途径，形成政策运用的决策参考。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因此，在宏观大背景下，当前金融产业发展的总体基调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金融业健康发展。
　　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协同迈进、共生共荣的关系。随着经济新动能转换、结构转型升级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尽管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联系愈发密切、互动愈发频繁，金融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纵览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情况，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密切关注其中的“过渡金融化”的问题。按照国际发展经验，经济金融化是产业结构演进、盈利模式和组织流程变革的必然结果，可以提升实体经济成长与发育程度。但从实践运行和受限于诸多体制、机制原因来看，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并涌入金融部门、金融产业，反而成为“掣肘”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木桶短板”。这也是引发当前“资金空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现象的重要源头。
　　实体经济是“百业之根”。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实体经济有效支撑。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最明显的表象特征就是城镇人口的快速增加。这类人群的共性就是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拥有更强的就业容纳力，城镇化的发展就是“病态”的、不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要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就需要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实体经济的运行质量，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产业之源、空间之基。
　　如果将实体经济看作“手段”，城镇化就是实体经济发展结下的“硕果”。因而，在理论层面，两者应该是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协同关系。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李克强总理批示指出，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力所在。对新时代城镇化发展寄予厚望和诸多美好期待。
　　然而，经济金融化存在明显的“双刃剑”效应和“三重特征”。从里层特征来看，经济金融化趋势反映的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提升，是“脱实向虚”“根基虚化”的直接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化会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结果——城镇化，会使城镇化失去产业支撑，削弱人口流动的“拉力”，不利于实体经济和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但从现在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经济金融化的研究成果关注更多的实体经济发展“过程”。将其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结果——城镇化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还十分稀缺，研究亟待补充。
　　那么，我国经济金融化发展是否存在过度发展的情况呢？经济金融化和城镇化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作用机制是什么？经济金融化对城镇化发展是否已经产生不良影响了呢？为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本书采用多视角、多层面、多维度的立体研究思路，遵循“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实证检验”的逻辑架构，从多学科交叉运用与融合的视角，建立经济金融化影响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根据权威统计数据，运用前沿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刻画经济金融化和城镇化的基本关系、描述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协调性及其动态演进，实证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效应，提出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及其实现路径，为我国走向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研究得到了诸多有益结论，具体如下：
　　（1）理论分析表明经济金融化发展存在临界值。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是金融容量或说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最大或“最适”容纳量变化的过程，会通过“金融化→经济增长→城镇化”路径与城镇化发展产生理论关联。从本质来看，经济金融化和城镇化的关系体现的是生产函数中资金和劳动力要素比例变化的过程，最佳的资金与劳动力比率也就是经济金融化影响城镇化的临界值。当跨越临界值时，就意味着当前的金融容量已经超越了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所能承受的容量，也就是所说的“过度金融化”问题。
　　（2）经济金融化和城镇化演进过程均符合Logistic成长曲线所刻画的阶段性规律。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化处于成长曲线的“准备期”阶段，城镇化发展则处于“成长初期”阶段。无论是经济金融化还是城镇化，在未来都有较快的增长速度、较大的成长空间、较强的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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