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启超与五四“文化保守派”_魏万磊编_9787520368759

　　《晚年梁启超与五四“文化保守派”》的研究对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派学人群的新文化方案和实践，以及通过梁启超与梁漱溟、“学衡派”等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保守阵营的互动关系，探讨新文化运动非主流一脉的实然状态，进而全面把握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阵营的概况。
　　《晚年梁启超与五四“文化保守派”》通过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学术实践活动，阐述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教育“全人格”理念和“事上磨炼”培养途径的设想，剖析梁启超未能完成现代学术体系建设的原因，以厘清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保守阵营的互动关系，尤其关注梁启超和梁漱溟、梁启超和“学衡派”之间的学术思想异同，亲疏离合。
　　《晚年梁启超与五四“文化保守派”》对于把握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思潮和当时的思想版图，进一步考察和评价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位置和贡献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大陆学界以反思现代性视野研究梁启超是和思想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90年代世界全球化进程加速，但私有化和自由化产生的贫富分化以及精神虚无问题形成了中国人新的“秩序危机”与“意义危机”；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及整个90年代，中国思想界从对现代化的热切期盼逐步演变为对现代性的深切忧虑。汪晖甚至用多篇论文和专著呼吁“反思现代性”，没有哪个伟大的民族会割断历史，即使西方经典自由主义也是以文化保守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学者们寄希望于从中国文化传统挖掘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性”，既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意识，又满足独具“后发优势”的民族主义情绪，为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提供文化诠释和思想注脚。在“反思现代性”的时代语境中，梁启超思想获得了重新的理解和重视。但是，我们要深入探究的是，梁启超到底是怎样一个“反思现代性”论者？在晚清至五四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潮中，他思想的特殊性何在？如何准确理解和定位？这对于我们重新阐发梁启超思想的生命力，重新从中获得新的启示，乃是至关重要的。
　　一梁启超的思想转折与学术定位
　　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对现代性的反思是他思想转折的关键。德里克认为美国汉学界一直将梁启超奉为表述中国现代性的关键人物，不管他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由于不同的政治原因受过怎样的冷遇。而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学界曾长期将梁启超视为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究其原因在于“梁启超本人的现代性遭遇”。经历世界大战，梁启超对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感到担忧，1919-1920年的欧游中，他目睹了战后欧洲的破败，感受了西方世界精神上的颓废和悲观，使他更加肯定了现代性在欧战思想界的幻灭。由此，德里克说“梁启超的‘保守主义’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情绪”。他甚至认为梁启超对现代性的观察和反思使其对现代性抱定一种悲观主义，使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热情乐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下，梁启超背离他早期的观念，开始向内转，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与他所处时代的相关性。所以在20世纪中叶，中国政治转向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时，梁启超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位前朝遗圣。唐小兵也是将对梁启超的解读放置于对现代性所做的后现代与后殖民批判的全球性意识思想背景中。“到了1920年，在长达一年的战后欧游结束时，梁启超最终决定不再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进步的时间性。相反，他在独立却又充满互动的文化系统中发现了一个动态的人类学空间。”唐小兵将梁启超遭遇的现代性的轨迹与现代性本身的轨迹结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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