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的宽容（代序）
走进壮暮堂，迎面的是一副谢稚柳的恩师钱名山书写的对联：“绚烂归平淡，真放本精微。”再转目一看，壮暮堂谢稚柳，坐在有文征明题句的红木椅上，或作画，或看书，或端坐，面对着线装本《二十四史》大书橱在沉思。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会静静地在门口驻步：他在想什么呢？那副对联不正是他的艺术人生的写照吗：绚烂而不艳俗，平淡而不失风雅；真放而不肆野，精微之中又见大度，堂皇严正，温婉可亲。
这样的时刻很少。谢稚柳是一个喜欢朋友、喜欢谈天、喜欢热闹的人。他是无人不能谈，和谁都有话题可谈，大家也都喜欢和他谈。他常常浸淫在高朋满座的清淡的愉快之中，不只是谈书画，凡国家大事、时局动变、社会新闻、内幕消息，乃至街巷小道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能谈。高深莫测的学问，他能谈得通俗明白；通俗明白的小事，他能从中谈出哲理及对人生的感悟。
我与谢稚柳除了这样的群坐而谈，也有促膝相对的时候。他是一座知识宝库，我是一个取宝者；他是随意而谈，我是听之有心。长谈一阵，起身告辞，我的告别语常是“读书去”！他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历史。以史证谈，以谈证史，我的许多书都是这样读进去的。频频进出壮暮堂，不读书哪来新鲜而深入的话题？
我说谢稚柳是一部历史，此话是一点也不为过的。陆俨少曾说过：“像谢先生这样的人物，历史上几百年也出不了一个。”的确是这样。20世纪的绘画史上，和谢稚柳同时代的人物中，尽管名家辈出，高手如云，但能融会贯通地集文博、收藏、鉴定、史论、诗文、词曲、书法、绘画等多方面成就于一身的，只有谢稚柳。
谢稚柳对我是亦师亦友，感情甚笃，但我是把他当作历史来读的。感情文字常常会带来某些偏见。所以我总是以冷静的目光来研究他这部“史书”，从他的人格、操守、学识、修养诸方面研读，读出了“宽容”二字。这里的宽容和西方房龙所说的宽容还有些不同。房龙的“宽容”多少还带有宗教的色彩。谢先生的宽容是宽厚和包容，指他对人生与艺术的态度。他的生活之路可谓曾经沧海，但丝毫没有为某种社会习气所浸染，仍然有着海纳百川、高风亮节的气派。
他曾经对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老年人，生活在老年人的圈子里。”他的恩师是江南名儒钱名山，新儒家马一浮和他家也有着交往。他的长兄江南才子谢玉岑长他十一岁，是张大千的挚友，由兄及弟，他在二十岁即与张大千交往。走上社会后，他所结交的是于右任、沈尹默、章士钊、冒广生……到了他的晚年，重睹这些老人为他题的画卷，他带着无限感慨说：“黄鹤远去，一些文化也随着他们消逝了。”
孔学曾说能行“恭、信、敏、惠”于天下为仁。谢先生有着仁人君子之风。
凡与他交往，地位无高低，年秩无长幼，他都能以诚相见。他的那些助人之危、救人之难的事情，常为人们尊而道之，乐而述之。
他的一位朋友叶笑雪先生，是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李亚农的秘书，是一位饱学之士，常为李亚农捉刀代笔。叶先生为人耿直，在1957年被打入另册。谢先生以经济相助几十年。叶先生晚景凄凉，腿僵不能行路，谢先生总是要我代为看望。谢先生逝世，大祭之后，佩秋老师又问我：“你知道叶笑雪住在哪里？”我陪佩秋老师前往探望。她说：“谢先生不在了，今后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并以数千元相赠。
谢先生绘有《十幅图卷》，堪称谢氏作品中的上上精品，章士钊为之逐幅题咏，卷后有冒广生的长题。“文革”中被抄，由于工宣队保管不善，
被一个造反派拿走，后通过工宣队索回。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此人借机贴大字报，说谢稚柳“反攻倒算”。“文革”结束后，此人仍来谢先生家，先生依然客客气气地对待，不存芥蒂，凡有所求，无不应允。
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中国画研讨会，有画家说传统是绊脚石，要与之彻底决裂，对西方现代艺术要像“海盗”一样地抢回来。此言一出，与会者在会上即群起而攻之。陈佩秋说：“西方的东西可以借鉴，但中国人穿了西装却不能去掉黑头发、黑眼珠。”寓居美国几十年的收藏家、画家王己迁说：“中国人就是恨不得把头发染黄、眼珠染蓝，有些人的画中不中，西不西，像猴子穿西装。”谢稚柳在会上没发言，会后谆谆对这位画家说：“你有时也画几笔中国画，怎么好做这样的发言？”这位画家是谢稚柳的老友油画家秦宣夫的学生，
谢氏仍以师道教之，无非是给人面子、与人为善的意思。
还有一位客人拿来一幅新购的程嘉燧的山水请谢稚柳鉴定，打开一看，原来是假的。客人说以四万元购进一张假画，如何得了。谢稚柳当场拿出四万元说：“没关系，这幅画卖给我吧，作为研究的资料。”后来，知情者告知他此画是客人在市场上以八百元购得，存心利用谢先生的仁厚以牟利，要代先生出面，先生不予答允。
还有一位青年朋友，新婚不久画被盗，损失数千元。二十多年前的数千元也是不小的数字，朋友新婚的妻子无法承受，谢稚柳闻讯后，即如数相赠，以求得青年朋友的家庭平安。
再有一位寿山石的销售者，也算是谢稚柳的朋友，带来一批寿山石求售。谢稚柳以数万元购得，结果发现石质参差不齐。其他朋友欲打抱不平，谢先生只是说：“他也为了吃饭嘛。”一笑了之。
书画市场兴旺时，香港一画商要包销谢稚柳的画，谢稚柳说：“你包销了，朋友要画怎么办？”婉言谢绝。在书画界，谢稚柳是以“有求必应”出名的。八年的全国书画巡回鉴定，每当一地鉴定结束，谢稚柳是最忙的，从宾馆的领导到司机、厨师、服务员……每人一张。有一次我恰好在场，他说：“几年的鉴定应酬画越画越多，也越画越坏。”他还戏言：“没办法，这叫出门不认账。”直到他病重住院化疗期间，已经是脸肿发脱，他还在病床前摆一张画桌，一次又一次地满足索画者的要求。每当见此情景，我心中都有一股感情在波动，不能再以历史的冷静来待之了。
在“文人相轻”越演越盛的艺术界，谢稚柳总自称他的职业是搞书画鉴定，绘画是业余的，与美术界稍作疏远，不涉“是非”之地。我们平时的交谈，也常臧否人物，但他不恃自己之长，不扬他人之短，在艺术上力主公道。陆俨少在被打入另册，遭劫难时，绘画艺术也湮没无闻。谢稚柳则无论是在他的绢素上题跋，还是在公开的场合，对陆俨少的绘画都给予高度评价，为他呼吁。他对程十发、刘旦宅、江兆申的绘画，对吴子建、韩天衡、刘一闻等金石家的印艺，对徐建融治书画理论之学问，无不啧啧赞允，认为他们都是自立门户、开派成家的人物。
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年代，谢稚柳对书画的鉴定与研究不随波逐流，不作违心之言，仍然把艺术标准放在首位。他的绘画宗尚北宋的工笔细写，但对南宋梁楷，明人陈道复、徐渭，清代的八大和石涛的水墨写意，也极为欣赏。赵孟 ..由南宋入元，被视为变节投降，后人否定他的人品，也否定了他的画品。对此，谢稚柳一反时论，认为赵孟 ..的画派对中国绘画先进的传统“起了存亡继绝的作用。在当时，几乎以他的宗尚为宗尚，他成了大宗师，成了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着力提倡扬州八怪画派，肯定他们的绘画有“人民性”，特别是对郑板桥的推崇，认为他的竹子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谢稚柳的着眼点仍是艺术，他说：“郑燮的兰竹，刚劲而多偏笔，但格调不高。”又说：“从金农的《梅花》、郑燮的《兰竹》、李方膺的《墨荷》、李的《蕉竹图》看来，也并没有与先进画派有多少离经叛道之处。”所不同只是“清代二百几十年的画派中，正如流水花谢，春事都休”了。
和谢先生在一起，很少听到他谈人生的感慨。他认为生命就是自然的一种现象，也只能顺其自然，不过人生是很有趣味的。他在二十几岁时，已经长出胡须了，他请人刻了一方闲章：“年来对镜颇有须。”“文革”期间，他的眼疾发作，又请人治了一方闲章：“老年花似雾中看。”他的诗写得很好，有了新作，即抄下赐我欣赏。也是在“文革”期间，他写了一首《夜读庄子逍遥游》：“大椿一春八千岁，螟蛉五百岁为秋。人生数十年间事，道得朝闻夕可休。”这也算他对人生的看法吧。
他的诗大多是题画诗，不大写人生，偶尔作词，常有些淡淡的感慨。其实，他的词比题画诗写得潇洒，意境深远。《蝶恋花 ·观张旭草书戏赋》下半阙云：“揾发飘烟成一笑。无尽流光，总是抛人老。头上霜丝梳更少，酒痕应褪狂颠草。”《鹧鸪天》下半阙云：“山万仞，路两歧，人生何似百篇诗？镜中已分皤须发，不觉秋来白到眉。”这大概都是他七十岁以前的心境。七十岁那年的冬天他是在广州过的，写了一首诗：“壮心七十未堪老，自笑还来避岁寒。小住为佳花竹国，客斋自榜谢东山。”心情很好。七十四岁那年，他请人治“老冉冉兮过四”的印。也就是这一年，他开始了为时八年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竟又忙了起来，所以他请陈佩秋写了一副对联挂在画室里，其联语云：“何愁白发能添老，须信黄金不买闲。”书画鉴定组到了南京，他给我寄来一首诗《东郊宾馆席上》：“鸡汤菜核如棉软，入口清松狮子头。饮啜每嗟齿摇落，老夫于此复何求？”他是一位真正的美食家，最喜欢吃的是东坡肉。在他八十岁时，我们同行去新疆大漠深处看壁画。在乌鲁木齐时有宴请，席间有维吾尔族舞蹈，他随即告诉我：“你看，她那双手多漂亮，像飞天，可以入画。”回到宾馆后小谈片刻就各自回房休息了。半夜时他来敲门，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看看。”那首诗是用圆珠笔写在餐巾纸上的，诗云：“淡淡纱衣袅袅手，凌波罗袜细腰肢。新翻古调维吾尔，赚得樽前醉眼痴。”我说：“醉人青春诗，绝妙夜宴图。”他哈哈笑起来了。
直到他病逝的时候，我一直感受到谢先生身上有一股中年人的气息，但是他不以此作秀。那时，刘海粟喜欢在画上题写“年方八八”。有一次，几位老先生在一起作画，画成要谢先生题跋，并要把每位老人的年龄写上，以示珍贵。写刘海粟时，谢先生写道：“年方二八。”谢先生的这个幽默，我看到刘海老面色赧然，有些不好意思。刘海老是很健谈的，被人称为“狂派”，老人有许多可爱之处，据说他在吴湖帆、谢稚柳面前，“狂”劲就要松弛下来。
孔老夫子曾经感叹，“圣人”“贤人”难得见到，但是看到了“君子”与“有恒者”，也就感到满足了。哲人木坏，名士山青，但愿我们能以谢稚柳为模范，以宽容为怀，努力地学着做一个君子、有恒者，为中国文化做一些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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