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遣与启蒙之间——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_张艳丽著_9787513068765

本书主要探讨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也可以简称社会言情小说）的创作特征及其成因。社会言情小说是现代通俗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但学术界对此类小说研究还很不够。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延申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社会言情小说概念的界定。二、对社会言情小说创作特征的研究。三、关于社会言情小说与古代小说、严肃小说关系的研究。

序

本书作者张艳丽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期间，我是她的导师。她的博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现在这个题目。从 2013 年毕业至今，她又阅读了大量资料，多次修改，现在书终于要出版了。艳丽索序于我。乐见她大作完成，我愿意从命。

民国期间，文坛存在着两大类小说。这两大类小说各有自己的作者群、刊物群和读者群。几乎不需要我们去人为划分，它们已是两个自然形成的小说部落。一类是五四文学革命后出现的思想和形式与中国传统小说区别很大，担负着思想启蒙、社会干预等社会责任的，为新派知识分子所看重的小说。这类小说被称为新派小说、精英小说或者严肃小说；另一类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思想与形式变化缓慢，为一般市民所习惯接受的小说。这类小说过去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礼拜六派小说、民国旧派小说，现在被称为通俗小说。我则以为称之为商业小说更为恰当。那么将这两类小说称为严肃小说和商业小说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在现代文化市场中，小消遣与启蒙之间——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

小说作品既是作者与读者进行审美交流的媒介，也是用来进行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从作者对待小说的审美品格和商品属性的不同态度并因之采取不同的创作原则的角度，可以将小说划分为严肃小说和商业小说两大类。严肃小说是指作者更为重视小说的审美品格，从而在创作中努力真实表达自己审美意识的小说；商业小说是指作者更为重视小说的商品属性，从而在创作中不惜为了销售效果而迎合读者审美趣味的小说。严肃小说作者也将自己的作品作为商品销售，或者也以卖文为生，但他们不肯为了销售效果而改变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形式；商业小说作者也会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真实的审美意识，但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市场的需求和作品的销售效果。

严肃小说作者之所以更为重视与读者的真诚交流，是出于他们对于内心审美意识的珍视或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其作品一般思想性和探索性较强；而商业小说的作者之所以更为重视作品的商品属性，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市场法则所规训，以为作者通过满足读者娱乐需求以换取养家糊口的报酬天经地义，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小说的消遣功能，其作品的思想性和探索性一般较弱，艺术品位除受作者水平制约外，也间接受制于读者的接受水平。

自五四文学革命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新文学阵营的批评者和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是把民国时期出现的商业小说视为文学逆流加以批判，而没有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进行考察。这一点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也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文学史著作很少正面介绍这类作品。早期新文学阵营与商业文学阵营争夺市场，新文学阵营严厉批评这类商业小说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但商业小说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在当时文坛上所占比重也不小，被文学史研究者长期忽视是不应该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环境的宽松和国外大众文化理论的影响，民国期间的商业小说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范伯群先生是这方面的一位先行者。他将这类文学称为通俗文学，以之与精英文学对举，并认为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双翼。他和他带领的学术团队在整理研

究这类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2000 年 4 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序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卷。2007 年 1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独立完成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范先生对民国时期的商业文学由简单的批判转为全面的研究，无疑是学术的进步。

民国时期的商业文学以小说为主体。这类小说又可以划分为世态人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和历史演义四大类别。而世态人情小说又可细分为社会言情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狭邪小说、社会狭邪小说、讽刺小说、滑稽小说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小说各有特点，各有功用。但社会言情小说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小说形态。这类小说反映生活深广，思想内涵丰富，有影响的作品也多，很有研究价值。

其中许多作品以往学界也有所关注，但社会言情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总体特征和价值，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艳丽选择了这类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是很有学术眼光的。对于社会言情小说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这类小说本身的特征、成就、缺憾及其形成原因，还有助于对商业小说总特点的把握，甚至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个生态结构的认识。

艳丽在对既有研究成果认真辨析的基础上，选择 22 部社会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品作为研究样本，并在与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现代严肃小说的比较中去把握民国时期社会言情小说的思想特征、题材特征、艺术特征与这些特征的成因，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和所留下的缺憾。她的研究方法是规范的，视野是开阔的，同时也可以看出是花了功夫、费了心血的。不仅如此，我认为这部著作的优点还在于作者的研究态度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作者没有以藐视的态度去观照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没有抱着为之翻案的目的去观照自己的研究对象。持这两种态度的批评和研究此前已经有过，历史使命也已经完成，艳丽采取的是客观冷静的态度。由于采取客观冷静的态度，加之已有的理论素养，她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从商业小说的特点出发，考察这类小说作者如何既有些由衷同时也不乏迎合地适应着文化转型时代中国市民读者不断演进的阅读需求而形成一系列写作特征，以及怎样的生活轨迹促使这些作者自觉地接受文化市场法则规约，是这部著作的独特研究视角。由于有了这样一个视角，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独消遣与启蒙之间——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

到的学术见解。这些学术见解对于社会言情小说的研究是一种不小的推进。艳丽在《后记》中说，此书是作者十年学术生涯的总结，我从这个总结中看到了作者的辛苦和成长。希望艳丽再接再厉，继续有新的成果贡献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钱振纲

2020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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