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画与禅宗思想关系性研究_杨江波著_9787520367332

　　禅宗由印度禅演化为中国禅是一个外域文化本土化的过程，由于中国文人士大夫具有“追道”这一文化身份特征，伴随着魏晋审美自觉，禅宗的审美境界也深深影响到这一群体，文人画的始祖王维即生活在禅宗成熟兴盛的唐代。文人对于生命的感发感悟，随着笔墨这一载体用诗化的形式加以彰显，并由此而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作为中国画来讲，在近现代深受西方影响做了诸多探索之后，也逐渐沉静了下来，并开始在审美领域追根溯源，注重在民族审美层面的深入探索。

　　近几年江波同学一直致力于文人画与禅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喜可贺！
　　说到作为宗教修持方式的禅，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它是舶来品，是从古代印度传到中国的。鸠摩罗什将禅译作“思维修”，即思维方面的训练；玄奘译作“静虑”，即宁静安详的思虑。也有人译作“心一境性”或“心专一境”，都在强调将人的精神——“心”，由散乱回归统一状态，其特征大致相当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注意力的集中”。显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先秦哲学中也有大量的类禅观念，如庄子讲“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世间》）又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达生》）还讲到“一志”、“坐忘”、“朝彻”、“见独”、“守一”、“守神”等。荀子也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道？曰：虚壹而静。”（《解蔽》）此外，孟子的心学也与禅学有着相通之处。
　　禅定之禅在中国的演进方向，一是与道家方术形影不离，一是向慧学即魏晋时期的般若学和玄学老庄思想靠拢，继而又充实以大乘唯识学、心性论、佛性论以及如来藏思想，突出以“心”为本体，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便是后来中国化的禅宗之禅。如果说禅定之禅和艺术创作的心理状态基本一致，那么禅宗之禅的“心”本体，即佛教通称的佛性、如来藏、真如、觉，则转化为艺术本体——性灵、灵性、灵感、悟性。由此开拓的一切禅行和艺术追求，都是内向的，连自然界也都成为自心的延展，是自我意识和情感的象征。
　　综上所述，禅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儒释道长期交流、碰撞、积淀的产物，是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结晶。因此我们谈禅学对书画艺术的影响，就不应当局限在狭义的佛教艺术范围之内，摘取某种风格或题材，贴上禅意的标签。而是应当在广义上审视禅对整个中国书画艺术的影响，如汉末魏晋时期书画艺术如何在玄禅背景下走向艺术自觉，无情有性论和禅的泛化、生活化与山水花鸟画的诞生，禅学思想与文人写意的总体演进方向，禅与意境，禅与中国书画艺术的本质特征，禅对当代书画艺术的指导意义等课题。
　　关于禅对书画艺术的影响，前些年我曾做过这样一个表述：
　　禅由早期的禅定走向禅宗之禅，是儒、释、道交流融合的产物；禅与书画艺术，亦即儒、释、道与书画艺术的关系。
　　禅的“心一境性”，与书画创作的心理条件极为一致；禅宗的“心”本体以及“明心见性”之纲领，影响所及，书画艺术亦朝向表达心性的写意方向发展。中国书画最终由写实走向文人写意一途，实基于旷日持久的禅学运动。
　　坚持以“心”为本体的禅和禅意书画，必然强调自证自悟，反照心源，重视个人主观心性的表现，摆脱外在规矩的束缚，自我作古，自出新意。这种“新意”，在禅学则为禅境，在书画则为意境。
　　禅的特点在于即体即用，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始终能成为书画艺术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禅意书画可总结为：
　　纵浪大化，涵养心性；
　　营造意境，悟入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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