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纪洋贤契随我问学多年，后来在北大哲学系做我的访问学者，再后来我又担任他在博士阶段的联合培养导师。《国学脉象·北大问学札记》是他在北大访学期间“师门漫谈”后的所思所悟，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大脉，分易、儒、道、佛四个板块作了思想流变上的脉络思考，其中不乏根源性的考察。
“国学”一词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学术名称，当时是为了区分洋学、西学，与民族文化自救有关。现在大体来讲，国学是本国的传统学问，理解上可以宽泛一些。有偏重于文化精神、学术思想的，有偏重于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学科的，作者的《国学脉象·北大问学札记》显然侧重于前者。就此我谈两点体会。
一、《易经》作为源头经典，具有特殊性
作者将《易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立版块加以思考，是很有必要的。《易经》历来受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广泛关注，视为共同吸收的思想资源，要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易经》是不可或缺的源头经典。
《易经》与儒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儒家一直奉《易经》为根本经典，称之为群经之首。孔子晚年好《易》，有韦编三绝之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而宋代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易经》哲学思考上建构起宇宙论、本体论的。道家也援易入道，在道藏中将之奉为三玄之首，《易经》的阴阳思想是道家论“道”的重要基础。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借易学理论阐述了三种内丹，即以阴阳载接的人元丹法，以清净孤修的天元丹法，以炉火烧炼的地元丹法，从而建立起内丹炼化的易学模式。明代大医家李时珍还用八卦来命名中药方剂，如乾坤丹等。佛教在中国化之后，在教理上也对《易经》思想多有发挥，如曹洞宗的“五位学说”，天台宗《摩柯止观》中以五行配五戒等。
《易经》还提出了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根本精神，以人为本、以天为则。应该说在《易传》而后，它的中国哲学意味是很浓的，《易经·贲卦》中说“刚柔相济，天文也；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推崇的中国文化就是人文教化。
作者还特别对《易经》的思维方式做了系统阐发，这是非常可贵的。可以说《易经》中表现出的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等，是东方思维有别于西方思维的重要特征，从《易经》的思维入手，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失为一条路子。
二、儒释道作为国学主体，具有根源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作者《国学脉象·北大问学札记》中梳理出的三家发展脉络，可以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精神。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但是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这一事实，一部分学者常常只强调以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过分偏重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制度和宗法伦理层面，并把其他层面的文化现象也都纳入政治和伦理的框架中去考察和理解。这就把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描绘得单调枯燥、死气沉沉，而且不够全面。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撇开佛道二家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容的，更是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的。可以看出，作者在《国学脉象·北大问学札记》中关于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思考正是坚持了“儒门释户道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
最后我想说，我们要比较准确和深入把握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的脉络，以及三家之间的矛盾斗争与调和融合。《国学脉象·北大问学札记》在这方面的探讨是颇有价值的，期待读者们有所关注，有所启发。望纪洋贤契在国学研究传承的道路上更加精进，多出成果。
是为序。
*楼宇烈，当代著名国学大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
己亥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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