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写作源于我对中国与越南彼此之间产生的错误知觉的反思，后来又发展到对中越关系的分析，进而延伸到对中国及其所有邻国之间非对称关系的研究。然而，随着我对以亚洲为中心的研究的深入推进，我发现尽管非对称尚未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足够重视，如何管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却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普遍问题。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错误知觉
回到起点。自1985年以来，早在中越两国十年敌对期间，我就一直与越南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的越南问题专家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并且对双方都怀有绝对的尊重。我时常从河内飞往北京，中间却要经停曼谷。那时与当今时代存在的相同问题就是世界的分裂，但是原因并非一方与另一方对立，而是双方都从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相同的现实。
例如，一个炎热的夏天在河内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外交科学院），青年学者们告诉我，中国的边境机构正在强迫中国农民将已经怀孕的越南妻子遣返回国。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试图将其后代渗透到越南的做法。他们当然比我更了解事情的细节。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并且中国也不过只有百里之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考虑更可能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都在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而外国妇女是当时政策最容易针对的群体。越南学者很明显是将影响到越南的中国行为视为带有针对性的和经过调整的，然而事实上，其中很多做法仅仅是不同地区和部门行为的偶然产物。
越南学者是把那些事实上并无联系的情节关联起来，并且形成了“阴谋论”的观点。当时研究所的中国问题负责人说得更直白：“沃麦克教授，你们美国人才跟中国打交道多长时间，两百年吗？我们越南人已经跟中国交往五千年了。你需要明白我们从中学到的唯一一点教训，就是中国根本难以预测！”
相反，中国却认为越南完全可预测。用一句中国民间谚语形容越南的“忘恩负义”就是“有奶便是娘”。越南的大战略被理解为敌视中国。就在那同一个星期里，后来又有位中国国防大学的学者在北京告诉我，中国与越南之间敌对的原因是苏联企图包围中国。苏联唆使越南进攻柬埔寨，越南充当苏联人包围中国计划中的小兄弟，进而建立它在印度支那甚至更大范围内的霸权。红色高棉对越南村庄的袭击和波尔布特（Pol Pot）对越南发自内心的仇恨都无关紧要。越南正在参与一场全球战略的博弈，而中国就是它的敌人。
我认为，双方的分歧不在于对各自立场合理性的辩护，而是它们对彼此互动的不同认知。虽然作为不及任何一方更了解细节信息的第三方观察者，我还是非常确信它们双方都是存在错误的，而且它们彼此的错误解读一定具有互补性。越南人看待中国其实是把中国当成了放大的越南，他们认定中国与越南对双方关系的关注程度相当。中国人则把越南视为一个缩小的中国，同样是一个受大战略因素驱动的国家。无论如何，双方的问题都不是缺少信息，两国都富有智慧，都比其他任何第三方对彼此的了解更多。
中越之间的错误知觉是结构性的。越南受双方关系的影响更大，因此对关系更关注和焦虑。中国则受双方关系的影响更小，同时也有更重要的关系需要关心。双方都把对方视为自身的实力加大版或者实力缩小版交往对象，而事实上中越关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互动的组合，既包含越南对中国的关系，又包含中国对越南的关系。正因为双方对彼此的错误解读是结构性的而非偶然性的，二者才会相互夸大。20世纪70年代末双方陷入冲突也因此可以被视为非对称错误认知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越南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扮演焦虑的小国的同时，它在与柬埔寨的关系中却是一个对越柬关系关注度不高的大国。1
ⅣⅢ中国与越南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的正常化，我发现双方关系非对称的维度更加清楚。首先，结构性错误知觉可能引起敌意，但是敌意不会一直持续。如果非对称只是导致敌意，中越关系的发展就前途渺茫了。事实上，1985年的中越关系出现僵局，随后的六年间双方逐渐冷静下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之后就是十年的关系恢复阶段。任何一方都没有获胜。中国并未“给越南以教训”，越南也不得不承认因占领柬埔寨而导致的被孤立根本不值得。从这次僵局开始，中越两国开始慢慢地调适双边关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胜，任何一方都不掌握主动权。
其次，即使敌对结束后，非对称仍然主导着双方的关系。在双方关系的任何领域，从贸易到旅游业，受关系影响越大的一方越脆弱，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即使出现新的关系正常化，在中国推动下变得更加开放的越南仍然是一位谨慎而焦虑的伙伴，其中原因之一是它已经形成惯性的敌意。打个比方，如果越南从中国进口电风扇的话，对中国市场来说仅仅是出口的一点点扩大，而这些物美价廉的风扇则会冲击越南的整个工业。相反，即使越南的斗笠帽子在中国成为一种时尚，对越南来说可能是一次巨大的商机，但却根本威胁不到中国的帽子产业。
因此我的结论是，即使存在错误知觉，非对称关系仍然非常重要；即使能够出现关系的正常化，关系中的非对称影响也要受到管控。非对称不止是一种异常状态。较之于研究几千年的中越关系，研究非对称关系的全部过程及其变化无疑是更好的选择，这就成为我的下一个研究主题。2从10世纪中期宋朝初年越南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到1000年后被法国殖民者占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对称的，两国的边界也基本稳定。有一次大的例外特别有意思，即1407年明朝再次兼并了越南，并且维持了20年才以失败告终。然而，失败其实是在明朝承认了越南的自主权之后，继而越南就开始了信奉儒家思想的黄金时期，中越关系在接下来的500年间也基本稳定。进入现代社会后，非对称又增加了新内涵。来自西方世界的压迫促使中越两国的革命力量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反抗同盟，因为当时两国都面临着更强大的敌人。中越两国也首次实现了肩并肩合作，而不是面对面对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角色又逐渐从“老大哥”退回成有威胁的邻国，越南重新统一后的狂妄自大也导致其产生胜利的错误观念。20世纪80年代双边保持克制的僵局之后，两国一直维持着至今仍是互惠同时又存在问题的关系正常化。
作为东亚土地中心的中国
很显然，越南并非中国唯一的非对称关系对象，朝贡体系中的传统仪式都可以被重新解释为管理东亚地区前现代非对称关系的一种普遍机制。这些想法需要通过更全面地研究中国外交史来加以验证，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经验与西方世界的确有非常明显的根本区别。如康灿雄所言，与西方帝国和国家间连绵不断的竞争性战争不同，中国在亚洲占据中心地位，提供了一种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3然而为什么会有秩序？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王赓武的研究以及伊夫琳·罗斯基（Evelyn Rawski）的评论给了我很多启发。王赓武认为，宋朝对其军事实力的局限性有非常清楚的认知，因此需要管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非对其使用武力。4朝贡体系的仪式可以被视为中国以承认自主权换取邻国顺从姿态的一种交换。
但是，中国并不总是最强的大国。伊夫琳·罗斯基和她的“新清史研究”的同事们认为，中华帝国经常处于北方边界上以一敌多的境地，有时也并非最强者。5事实上，中国经常陷入混乱，元朝和清朝都是由非汉民族统治的王朝。历史上，中国并非总是地区霸主。
当然，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人口和生产力的中心。即使并非始终是亚洲的霸主，中国在直到进入现代以前也都是亚洲的陆地中心。因为有长城的存在，中国事实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门户的共同体。中国的繁荣不需要无休止的扩张，而要依靠有效的防御，最有效的防御就是邻国的顺从。西方世界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西方世界里，“地球的中心”是“地中海”，“地球的中心”是一片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沿岸国家竞争和涉水冒险与殖民化的水域中心。进入现代以后，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最终，作为首强海洋大国的英国遭遇并且击垮了固步自封坚持大陆主义的清王朝。6
ⅤⅥ超越中国
大国竞争的地中海时代以及后来的世界经验固然解释了西方世界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和霸权思想的核心，东亚关于非对称管控的经验又是否具有与西方世界的相关性呢？或许进入现代后，东亚的历史本身都不再具有相关性。但是，非对称关系无处不在，美国与加拿大、古巴、墨西哥之间都是非对称关系。墨西哥与危地马拉、德国与奥地利、南非与安哥拉之间也是非对称关系。实力的悬殊一般都会导致结构性受影响程度、观点、认知的差异，或者错误知觉吗？非对称管控中是否也有普遍相似的难题？如果亚洲以外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是不是在某些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而我尚未发现？这些问题都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找到答案，本书正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一种尝试。
答案无外乎肯定或者否定。肯定，即双边非对称模式可以研究，也能够建立一般性理论。否定，即非对称并非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已经有些关于小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地区文化的研究的确有所涉及，但是它们并没有集中研究非对称关系的管控问题。非对称远不及大国之间的大博弈更吸引人。有些并非不可避免的现象，比如大国在小型战争中遭遇的挫折，也都被解释为仅仅是无关紧要的反常事件。唯一例外的是安德鲁·迈科（Andrew Mack）在研究中证实了这一规律，他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进行了经典的分析，见解非常深刻，但是也仅限于将其解释为非对称的异常状态。7非对称理论还有发展的空间，不过必须超越双边关系，发展到研究多边、地区，以及全球的非对称。中越关系的历史经验是非对称关系的一个完美案例，同时又过于完美：局限于双边关系，已经固定为某种文化模式，而且范围也太小。来自中越关系的观点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简单挪用。本书中，我必须首先对基本的双边互动中的非对称作哲学分析，然后逐步延伸到非对称的全球模式。
回归中国？
与此同时，历史也在发展。2008年，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单边霸权的力量业已受到动摇，而中国则从和平崛起势不可挡地进入了和平跃进阶段。我们正面临一场新的霸权斗争？抑或是将会出现一个“天下”体系？又或者二者都不是？借助在弗吉尼亚大学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讲授“你生活中的中国”研讨课的机会，我努力了解了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政治权力的结构，以及可能影响中美关系和更广泛的世界秩序的未来人口特征。我在本书第六章中得出了结论，认为中美之间的敌对仍可能持续，但是不再可能出现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中国不顾美国的反对，成功吸纳美国的盟友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是因为中国阵营在扩张，而是因为全球化的世界给各国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当今世界并非两极，更像是一种“多节”的框架，美国和中国都是其中的主要“节”点，但是还有很多其他中等强国和地区节点存在。8
实力起作用，非对称也会持续影响行为体的认知。然而，日益密集的全球结构会使意欲确立统治地位的尝试更加不明智，不明智的尝试则会更加作茧自缚。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生活机会的趋同导致经济总量的重新分配，中国就是其中唯一一个最突出的案例。虽然数字大国与科技和资本大国存在重大差别，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大国之间的距离的确正在缩小。即使中国已经在总体经济规模上与美国匹敌，它也仍然在人均值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人口大国与技术大国的竞争还在，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二者既不能彼此控制对方，又不能形成对立。
如果“多节”世界也是非对称的，如何管理非对称国际关系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难点在于相互联系并不会产生彼此理解。小国可能越来越清楚自身的脆弱性，大国也会因为缺少对关系的控制力而深感受挫。国际政治可能随之带来更多纷争。有鉴于此，本书提出了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新范式，关注和强调日益影响世界政治的非对称因素，并据此提出维持非对称世界稳定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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