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前言
一、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角度
当我做出了这个决定，要把原本当作一篇导言来构思与讲授的《前期与后期》，单独地辟成另外一本小书时，几位弟子居然都不约而同地，由此想到了梁启超当年的故事。——可不管怎么说，转来转去的是，现在又轮到为这本小书写篇简短的引言了。
其实，如果从自己原先的写作初衷来说，并不是在刻意模仿本院早期的哪位导师。我毕竟只是在替本人的著作撰写导言，而不是在受托来为别人的著作——具体在当年的梁启超那里，是为蒋百里的那本《文艺复兴史》——撰写序言。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篇导言跟它打算导引的正文之间，原本有着更加紧密而内在的关联，并不至于去一味地“顾左右而言他”。
所以，直到我从篇幅和体例方面都发现了困难，担心有的读者还没读到正文就感觉累了，还真没有料到会是这个结果。所谓“精神生产”，往往就是这个样子，有时会显得“神出鬼没”。——不过细想之下，又是唯其如此，才显出了它那“九牛拉不回”的力量，反要牵着作者去跟从它。
当然，从更积极和更开放的角度，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自己借着“前期与后期”这个视角，从古到今、由远及近、自外向内地，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可供发挥的话题，也就越发恣意自如地铺开来抒写了。——于是便可以说，我是借着“前期与后期”这个话题，饱览了太多的人生景致，而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乃至竟越写越长、一发地无法收拢了。
也正因为这样，我后来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才索性给进一步地挑明了，看来“前期与后期”这个视角，也可被凸显为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角度。——我们循着这种角度，既可以见出在“生命周期”中纷至的困扰、固有的节奏，和独到的彻悟，也可以领略分属于不同人生阶段的特定心气、风格和语调。由此，有些以前往往百思不解、却又常常强作解人的事情，也就在这种视角下变得不在话下、迎刃而解了。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也属于我对于自家生命的体悟，——甚至，说得更透彻直白一些，这正是自己在步入了生命的转折点之后，并且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困惑、失望和颓唐之余，乃至于，在不得不又先把自己从思想上“置之死地”之后，才基于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人生底线，而不得不得出的大彻大悟，和不得不进行的自勉自励。
说白了，我是既不信有什么“天地之心”，也不信有什么“天地不仁”的！——如果仍是那样的一厢情愿、天真烂漫，还在盲目执信前一种不成熟的臆断，那么，又哪来的这许多解不开的人间苦难？反之亦然，如果缘此就心灰意冷、老气横秋起来，又坠入了后一种同样独断的猜疑，那么，这浩浩渺渺、莽莽苍苍的天地之间，又岂能生得出和容得下我们娇弱的生命？
可不管怎么说，至少照我本人看来，这世上总还有一种东西，是可以被自己坚守与执信的，那就是不管那个“天地”，是否对我们表现出了“仁爱”，甚至，就算那个浩浩渺渺、莽莽苍苍的“天地”，果然露出了它的“残忍”与“不仁”，我们作为置身其间的生命体，总还可以用“仁者爱人”的态度，来怜爱和呵护自家的生命。——这也是这班寿数有限的生灵，一旦被这么“置之死地”之后，总还可以获得的生命的“底线”。在我看来，孔子当年所以要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要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无非是在凸显与坚守这样的“底线”。
这样一来，也就无可回避地意味着，我们既然已经侥幸地“受之父母”，而获得了眼下享有的“身体发肤”，从而获得了这次弥足珍贵的生命历程，那么，自然也就应当竭尽全部的所能，来营卫与呵护自家的生命，——最起码的，在那个“大去之期”终于到来之前，在这个眼前的“当下”和那个遥想的“终点”之间，还是要尽可能仔细地倾听心底的脉动，和尽可能充分地发挥生命的潜能。
可惜说到这里，又不得不引入另一种复杂性了，那是孔子的时代所无法逆料的。由于现代社会的切割式的“分工”，或者说，是因为它所带来的极端的“异化”，又把我们各自的“生命周期”，给改造和封闭得如此不同，仿佛这世上并没有“同一种人类”似的。——比如，如果那些四肢发达的运动员，或者天生丽质的演员，都是在青春勃发、身心欢快的当口，便已达到了他们事业的顶端，去享受各种各样的喝彩或起哄，那么，这些绝没有什么“青春饭”可吃，只是在苦等“大器晚成”的学人，却只能拖着日渐老去的身体，忍受着种种苦痛、疲惫甚至伤残，而继续向那个尚不可企及、甚至尚不可窥知的上方，拼尽了最后的气力去尝试着攀缘。
这种现代生活的残酷性，也就无可奈何地意味着，对于“命定”要来治学的人们，除了在求学阶段的那些练笔，他们真正堪称“成熟”的成果，往往就只能指望到“生命后期”的“病夫治学”了。——说得更直白些，这些学人必须拖到了比及“退休”的年龄，对抗着精、气、神的明显衰减，控制着慢性疾病的逐步侵蚀，抵制着身体上终将到来的无序化，而以意志上的刻苦、坚忍与煎熬，来守望那次等待了大半生的、却仍然不知道有没有的“后期写作”。
的确，这正是他们等待了大半辈子了，因为那才是他们生命的意义所在，才是他们生平中的真正“转机”！事实上，也只有在咬定这一点之后，那点儿“不幸中的侥幸”，才有可能转而对他们表现在，正因为业已“置之死地”或“先行到死”了，反倒激发出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想到这里，我们也就可以顺势领悟到，看来那些以学术为“天职”的人们，越是能把“后期写作”启动得及时，越是能把“后期写作”进行得自觉，此外，倘若他们又能“侥幸”获得相应的“天年”，越能把自己的“后期写作”向后推延，那么，他们也就越有时间来让自家的生命，相对充分而从容地迸发出来。
这就是自己到了这个“转折点”上，所得到的既悲壮又悲凉的“彻悟”！而回顾起来，又何以偏偏会在这次写作中，得到了这样的领悟和惊觉，当然也跟此番的具体论述对象有关，毕竟早期国学院的那几位导师，也都曾严峻地面对过这样的问题，甚至也都未曾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说来见笑，我经常是不知不觉和不由自主地，就把亲身经验给太积极地调动起来，投射到对于其他生命的阅读中，由此一来，我也就经常在台灯底下读着读着，便把“书里书外”的种种不同际遇，都给懵懵懂懂地读成“同一种经验”了。
这样的交混阅读心境，如果非要动用解释学的术语，也可以勉强算作“视界融合”吧？更不消说，一旦自己就此再动起笔来，就更会发生类似的同情或“交感”了，以至无论此番又要就谁下笔，到头来弟子们都有这样的反应：这读起来又很像老师“您自己”呀……是啊是啊！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又有哪位学者写起作来——只要他还算是有血有肉的——不会碰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呢？
那么，还不如索性从学理上挑明了：只要还没挨到人生的“那个阶段”，或者说，只要还没划出类似的人生轨迹，那么，不管一位研究者多么下功夫，搜罗了多少字面上的材料，也很难把握住他的写作对象，尤其是人家未曾讲明的内在动机。——所以，要是有谁哪天回过头来，发现居然是唯有你自己，才差可算是洞悉了那位对象，也不要觉得有什么难为情，因为这也很可能正好意味着，唯有熬到了“那个份上”的你，才凭借着你自己独享的主体性，敞开了那个对象的内在世界，或者至少是，洞穿了他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哪个幽深的侧面……
正是在诸如此类的浮想中，前两年教过的那个近代思想史课程，却被我不得不地剖分成了《前期与后期》《进化与革命》《激进与保守》《跨越与回归》四个部分。——而凡是听过那门课程的同学，都应当能回想起前边的三个题目，均曾被我在课堂上讲成过《跨越与回归》的导言。
只不过，依照我眼下已经想定的计划，只会先交出《前期与后期》的书稿，以及紧随其后的《跨越与回归》一书，以便大致交代出这方面的思绪了。——至于另外的两个题目，当然也会择机再铺陈成另两本书，以免让它们落得个“胎死腹中”；只不过，依照眼下日益严峻的情况，即便由着性子全都写了出来，也只有再耐着性子压在抽屉里，先留给马克思所讲的老鼠去批判了。
话虽如此，正因为它们是在一起构思的，所以这里还是要预做一点提醒，无论这些书中的哪一本，总还会多多少少地，再牵连到另外的那几本。比如，在阅读这本《前期与后期》的同时，最好也能打开一并交稿的《跨越与回归》，——毕竟正是那中间论述的特定案例，才促动笔者想起了“导言”中的诸多话题，尽管眼下这些个话题，已被我相对地独立出来了。
如果进入更深的层面，而就笔者本人的写作心境来讲，那么，想到让这个话题去单独成篇了，也就不言而喻地意味着，自己是在埋头写作的过程中，对照着那几位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大吃一惊、如梦方醒地省悟到，原来我本人也已进入“后期写作”了！说起来，有点像是法国文学中的“纹心结构”，在“论述者”及其“论述对象”之间，构成了心智上的反馈或回环？——且不管是也不是，反正这下就让自己残留下来的生命，越发地显得分量沉重，乃至有点不堪其重了，因为正是在这样的领悟中，竟然映衬得自己的学术生涯，像是在接着前几位导师“往下活”……
然而，又得把话说回来。遂说真的只剩下这点“余生”了，我仍然负隅顽抗般地，不愿老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那会在无形中毁了意志和生趣。事实上，上次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正是在念到这句辛词之后，我又转而发出了这样的自述：“就个人的生命状态而言，这对我是较为顺畅丰足的一个时期。无论你在书房，在课堂，在书店，都能看到我尽情燃烧的迹象。而生命潜能的极限发挥，也确实给了我抵抗流年的心理依据。”[ 刘东：《人生不过是将错就错》，《道术与天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2页。]这种心态，也正是我另一个标题的来源，即所谓《咏叹之年》。而且，就算那之后又过去了十年，到了再写下这些文字的当口，也还并非全无这样的可能，使得前述的那种“不幸中的侥幸”，对我本人仍以“工作年限”的形式转化出来。
虽则说，对于身体是越来越要当心了，对于精力也是越来越要节省了，对于“可有可无”的邀请也更倾向于“说不”，可至少在内在的精神唯独里，我自认为尚未露出太多的“老态”。——非但如此，如果只看求知的饥渴程度、阅读的紧迫程度、思想的活跃程度、立论的大胆程度，和创造的享受程度，那么自己眼下的生命状态，反而使弟子们往往感到吃惊，不知道我的心态何以如此“年轻”，从哪里来的这种兴奋劲，哪里来的这种专注度？
正因为这样，就算到了眼下的节骨眼上，而且，我也开始用“后期写作”的心态，来倒逼“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我行我素”的自由度，以便加紧和改进今后的写作了，可毕竟说起来，这至少还不意味着当即的“结清”，——也就是说，至少在我的生命现阶段，这一盘“棋局”还没有被催着去“数子”，还有不少当年下的“大模样”，其学术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也便让自己的学术生涯，迄今仍保留的相应的开放性。
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也让自己又陷入了某种尴尬。因为正是在如此的活跃中，反使自己无论正写什么书，都会在那阅读与写作的过程中，又萌生出“再写几本书”的愿望；而且，那后几种尚在构想中的书，正因为还在紧张而激越的构想中，就显得更新鲜、更要紧，也是更有学术难度，从而更像是“最终要做的事”。——我当然也知道，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自己的那些仍属于方生方成的腹稿，就总是让弟子们等得心焦，弄得他们虽然嘴上没讲，在心里也难免有几分失望……
那该怎么办呢？看起来，自己总也完不成“写作计划”了，总也不可能像别人，既自信已然是“功成名就”，又在享受这种“功成名就”了。这也就使我本人的生命历程，很可能最终“盘点”起来，会像一部残缺不全的、舒伯特意义的《未完成交响乐》。——更不消说，不管自己怎么样去抓紧，可正如我刚用前一本书论证过的，在我们人生的“天边”上，还隐约飘着“一块乌云”呢，它“代表着历史的不确定性，代表着人生的偶然与无常，代表着天命的不可知与不仁，代表着世事的白云苍狗，代表着世界的神秘莫测，代表着美景的稍纵即逝，代表着韶华的白驹过隙，代表着任何习惯都不能成为自然，代表着‘病来如山倒’的随时降临，也代表着大去去期的绝对预约。……”[ 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2页。]
也正因为如此，其实我早在写作那本书时，就已铁下心来告诫过自己：不管你怎样专注地阅读与运思，不管你怎样努力地锻炼和保养，也不管你多想避免在学业上“半途而废”——就像眼下在同侪那里惯见的那样——你自己的那个总想往下延长的“后期写作”，终不可能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事实上，“我多次跟好友陈来兄念叨，活到了今天这个份上，竟然无时无刻不觉得，身体就像站久了的雪人，虽然看起来还是轮廓依旧，甚至身形很结实硬朗，可就是不觉间这边淌几滴水，那边又穿个小洞，真不知支撑到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化作一汪清水了！”[ 刘东：《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思想的浮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7页。]——所以说，活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就算你自己还在那里“发愤忘食”，而“乐以忘忧”而“不知肉味”，而浑然“不知老之将至”，也总会又传来同龄人的讣告，让你不禁在心头凛然一惊。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说不定还是会像自己笔下的梁启超那样，壮志未酬地面对着那个“未竟的晚期”。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念念不忘“悲剧”的研究，就连在兴高采烈地观看足球时，都会突然又想起了“悲剧”的主题——“尽管足球并没有正面地叙说任何具体的故事，却活生生地象征着人生最残忍的一面。只要稍微放纵一下联想的思绪，我们就会想到，在足球场上奔跑的正是我们自己。在到处充满偶然性陷阱的有限时间内，人生的结局未必会比足球的结局更公正。那些付出努力去耕耘的人就一定会有收获吗？那些被人们普遍看好的人就一定能心想事成吗？那些具备了最大可能性的人就一定有指望笑到最后吗？只怕除了倾听冥冥运数的最终回答之外，谁也不敢在这类问题上说大话。在这里，概率论的统计数字并不能缓解我们的焦虑，因为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正像每一场球赛的结局都是特殊的一样，每一个人的遭遇也都是具体的和不可置换的。因此，对于种种偶然性的担忧会伴随我们始终，而一旦这种悬念被最终化解，也就轮到我们下场去休息了。”[ 刘东：《看球的门道》，《咏叹之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2页。]
而身为学者的我们，所踏上的这块竞争的“足球场”，也同样充满了这样的“残忍”，——我在悼念好友魏斐德时，蘸着血泪写下了就此的体会：“可惜Fred这一去，把许许多多的交往之乐都给带走了！而恰值此时，又有学生把列文森的遗著《革命与世界主义》译了出来，寄到我这里投稿，益发使人黯然神伤。偏就那么巧，在列文森这部死后整理出版的遗稿之前，正好印着Fred当年为自己老师所写的序文，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现在又轮到Fred的弟子们，来整理他本人的未竟遗作了！绵绵无尽的学术事业，竟这么残酷这么森严，这么一言不发着，可那中间流淌的，却都是古往今来的英雄血呀！”[ 刘东：《未尽的文字缘》，《道术与天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0页。]
当然，就算人生总有这样的归宿，终会来到“泰山其颓”的那一天，以自己眼下的心情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面对，哪怕是有点咬着牙面对。无论如何，我既不会像为了“知也无涯”而变得“倦殆”，乃至对什么都“无可无不可”的庄子，也会不像为了“知识悲剧”而变得绝望，以致连命都赌给了魔鬼的老浮士德。毋宁说，自己能给出的理由是刚好相反：要是普天之下的学问与道理，竟能在哪个具体的时间点上，就被哪个人给一次性地完成了——不管哪个人是不是我——那么，等我们欢庆过了这一天以后，还能再拿什么来“过瘾”呢，还能再用什么劲头来“过活”呢？
无论如何，也只有等活到了“这个份上”，方知道中国那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成语，其中所讲的“天”不是在指别的，正是在指一个人能享有多少“天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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