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曹文轩儿童文学获奖作品”中的一册，收录有长篇小说节选如《枫林渡》《红瓦黑瓦》，有短篇小说代表作如《妈妈是棵树》，有散文代表作《童年》，还有获奖图画书文本《羽毛》等。虽体裁和题材各有差异，其美的质地却惊人的一致，文字中透出浓浓的乡土情怀和文学诗意。
我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有时，我会追问。
我知道，我的作品就是我的作品，是一种与时下流行的或不流行的作品都不太一样的作品。我从写作的那一天开始，就基本上维持着这样一种写作，不是没有变化，但无论怎样变，也还是我的作品，始终没有因变化而变得竟然判若两者。一晃过去了那么多年，长长短短地写了那么多篇（部），将它们聚拢在一起时，怎么看，都是一家子，一个家族，一个血统，没有一篇（部）让人会起疑心：它是这个家族的吗？个别作品也许看上去有点儿不太像，但若文学上也有基因认定，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是这个家族的。
事实上，我在写作上一直在寻求突破，但这种突破是在坚持一种基本美学原则的前提下的突破，是在同一体制内的突破，而不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一切都可以改变，唯独血统是不可改变的，我始终在维持这个家族的尊严，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轻视更未蔑视过这个血统，我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我是一个逆行者，我的作品也是逆行者。在随风飘逝和逆风飞扬这两种风采之间，我更喜欢后者。小时候撑船，就喜欢逆流而上，埋下屁股，将竹篙绷得像张弓，听浪头撞击船头噗噜噗噜地响，很兴奋。遇大风天气，一样喜欢顶风而行。身体前倾，衣服鼓胀，或像旗帜一样哗啦哗啦地响，风扑打在脸上，麻酥酥的，也很兴奋。岁月如流如风，还是童年时代落下的脾气，喜欢迎着人流而不喜欢被人流裹挟。这些年，我在写作上没有东张西望，没有随大流，选择的常常是站住或是逆行，我并不认为只有前方才有好风景。我取这样的姿态，源于我对文学基本面的认同。文学确实在变，但怎么变，它还是文学，总不可以变得不是文学。基本面是恒定的，不会改变的，改变的仅仅是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寻觅，但基本面是不用寻觅的，它就在那儿，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在那儿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我不能离开它，哪怕是片刻。它是我必须坚守的山头、阵地、城堡。我在它之上，看到了滚滚风尘，在孤独中也有一番骄傲：人们终将回来，因为前面什么也没有。
我自然也有前方，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前方。
我愿意我的作品永远具有诗性。我的小说标准很简单：它不是诗，却应当具有诗性。与诗性相关的词有“意境”“气韵”“情调”“雅兴”等。我喜欢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些东西。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贯注。我只有在这样的感觉中才可以写作。小说的思维，归根结底是诗的思维。既然具有诗性，那么小说就不再是对生活的简单模拟。因为生活常常是灰色的，缺乏诗性的。小说是为了人们可以□□生活，在博大的人文关怀中，使阅读者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小说不可以用它的全部去模仿生活，应当用相当大的一部分来引导生活，让生活来模仿它，而这部分小说理所当然地要具有诗性。诗性是一种高度、一种境界，人类一旦完全失去了诗性，就等于回到了蛮荒，好在文学一直在向人类提供这种诗性。
诗性意味着向善、向美。
我不想用小说去展示来自生活的恶和丑，更不会用小说去强化恶和丑。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性也是一种对抗，对生活的对抗。我以为，小说的真正深刻，并不是来自对生活实相的摹写，而是来自对生活的对抗。这种对抗，可以是剑拔弩张的，也可以是另一种策略：用神圣、典雅、高尚、悲悯、宽容等加以净化、改造和呼唤。我让我的作品在更多的时候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更相信后者的力量。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火印》《蜻蜓眼》以及“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皮卡”系列等。
创作图画书《远方》《小野父子去哪儿了？》《飞翔的鸟窝》《羽毛》《柏林上空的伞》等五十余种。学术性著作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19卷）。《红瓦》《草房子》《青铜葵花》等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希腊文、日文、韩文、瑞典文、丹麦文、葡萄牙文、俄文、意大利文等七十余种文字。
获全国儿童文学奖、宋庆龄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国家图书奖、输出版图书奖、金鸡奖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重要奖项六十余种。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是中国□□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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