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梦唯美中国：华文文学与文化中国》荟萃了作者多年来关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成果，分别从“台港暨海外语境下的文化中国”、“台湾地区殖民地经验与文化抵抗”、“两岸城乡变迁与乡土中国”、“华人作家的离散飘零与家国想象”等角度，探讨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诸多热点问题，并对林语堂、张爱玲、白先勇等经典华文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颇有新意的重新解读和阐释，是一部视野开阔、文史结合的功夫扎实的文学史论著作。
沈庆利，男，1970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著有《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啼血的行吟》、《“巫女”的眼光——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细读与史论》等，主编或参编教材多部。
《溯梦唯美中国：华文文学与文化中国》：
一、“文化中国”概念由来根据学者考证，作为固定概念的“文化中国”一词，最初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一群到中国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华侨生”，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移居到香港并以通俗小说流行于世的温瑞安。这群华侨生十分眷恋自己的祖国和传统中华文明，他们心系大陆神州却无法回到祖国内地，只好选择到台湾学习。正是在台湾学习期间，他们创办了一个名为《青年中国》的杂志。该杂志创刊号即以“青年中国”为题，具有明显效仿“五四”时期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之意；第二期以“历史中国”为题；出版于1979年11月的该杂志第三期，便是以“文‘化中国”为题刊发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文化大国专题”“神州文化推广专文”等，据说这是有据可考的最早的对“文化中国”之术语的使用①。时隔6年后的1985年，台湾学者韦政通作为《中国论坛》半月刊杂志编委会的召集人，策划筹办了以“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为主题的专号，并召集两岸学者举办了一次意义非常的学术座谈会。韦先生在那次座谈会的《约稿函》中写道：“自从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学术研究即分别在两种政体下各自发展，影响所及，不只方法论大有差异，亦形成不同的风貌。唯基于文化中国的立场，双方学术研究发展各有特殊意义，殊值重视。”②这被认为是陆港台学术界首次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随后逐渐为其他学界同仁所沿用。20世纪80年代，台湾著名学者傅伟勋教授曾5次以“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为主题，在中国大陆发表演讲，对当时的中国大陆学界产生了颇具震撼力的影响。而在探讨与宣扬“文化中国”的海内外学者中，用心最深、同时也是理论建树最多的一位，则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自1990年开始，他先后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等西方学术重镇，围绕“文化中国”这一课题进行过数次演讲与讨论，大力宣扬“文化中国”，在英语世界引起了热烈反响。1999年，杜教授在台湾出版了《文化中国的认知与关怀》-书，收集荟萃了他多年来对“文化中国”的思考和学术讨论成果，称得上是“文化中国”相关理论探讨之初步成熟的重要标志。
依照杜维明教授的界定，“文化中国”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不同却彼此关联的“意义世界”。第一个意义世界由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组成。这一意义世界中的四个成员地区虽然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等领域各有分歧，却拥有“共同的族性、语言、历史和世界观”①。一些学者如余英时等人，曾主张“文化中国”的“第一意义世界”只能由中国大陆“独自担当”。但这过于强调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分野的看法，显然有违于杜教授所主张的化解意识形态分歧、整合中华文明之“精神意义世界”的初衷。杜维明所强调的“文化中国”绝非只是一个政治文化的观念，更是一个“精神意义世界的观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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