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字终须身后身
林遥
一
作家对于自己的初心，其实念念不忘。不管人生千折百回、纵横捭阖，临老回首人生，最想留下的传承，纵然雪泥鸿爪，依旧是自己最在意的文字。
文人对自己文字的留恋，铭心，刻骨。
连禾先生是我的文学前辈，面容方正，传统文人的气象。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知识分子出场，最能贴合身份的相貌就是这种，一见便有了亲和力。先生如今年逾古稀，儒雅，老派人物风范，言谈之际，更是令我心折。
按年纪来说，连禾先生还年长于我的父亲，按踏入文学行当的时间来说，连禾先生写作的年头，更是远远把我甩了八丈远。
某一日，先生来电，让我为他的诗集写点文字。我大诧。我何德何能，敢乱发议论？但长者有命，后学不敢辞。这是老理儿，得守。况且，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即是连禾先生写的序，今日轮到我为先生写些文字，佛典叫因缘，儒道则称和合，命中注定。
心下遂有大欢喜。
二
十余年前，彼时我方及弱冠，说话做事，只有眼前路，并无身后身。某次，参加延庆县里的文化人聚会，我把延庆的作家们分成了四代，连禾先生在第二代，我自然是第四代。先生回首顾我，莞尔一笑。
从我一九九五年写下第一篇稚嫩小文算起，也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年。前辈作家说，有体验才有资格写作。一味以灵感弥补功力不足、比拼奇思妙想，终不久长。我已人到中年，对这句话才有所体味。往前眺望，连禾先生蘸着人生体验，已经在岁月宣纸上落墨渲染，笔锋藏而不露，皴擦山石，涂绘出处处峰峦。
有峰峦处，则有断面处。
我一直认为，文字是有断面的。
这种断面，往往是作家本身不曾留意，及至写出之后，却满目惊心，满怀敬畏。
作家常常对自己的作品敬畏。写作不是逻辑思维，即使设计十足地写完，也总会有许多枝蔓丛生的花朵。这些意外往往才是作品的主旨，那是写作时直觉已经感受到，而理性还没认识到。
作品总比作家深刻。作家写出了意外才能叫写作。
连禾先生的文学创作，以诗歌著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浪潮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其文字断面重重，如登山阴道上，目不暇接。
这种断面，可称为时代。
三
京剧名家程砚秋有本自述，其实是他文字的杂集，取名叫作《身上的事》。身上是老辈人概念。人，要有成就，身上得有东西。技法、功夫、境界，都会凝在身上。这个概念，涵盖了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身上的东西。
普通人只看顾自己的前身，因为前身比后身敏感，前身肌肉好用，后身肌肉不好使劲。武人习武，要求练后身，精益求精。所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不是眼，也不是耳，而是后身的感应。是以，武人举动，与普通人不同。
文人也有自己身上的东西。这东西，要落在文字上看。
作家写作，年轻时看的都是前方路，信奉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以笔为犁，耕翻沃野。然而，身后文字须留意，无论你看与不看，身后身终究与你如影随形。
鲁迅说，使他看不下去的有两个人的书，一个是但丁，另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认为这二位都是堪称伟大的作家。作家文笔真的不能代表全部。民国时，一位叫宫竹心的学生写信给鲁迅，奉上自己翻译的小说，鲁迅看后大为赞赏，很快就给他推荐发表。宫竹心文笔如此之好，却迫于生计，以白羽做笔名，写起了武侠小说，断了当文学家的梦想，然后，在自己的各类文字中不停地表示此生的遗憾。
白羽的遗憾在于文学，而我的遗憾在文化。
我对现代化失望，却对传统隔阂。所幸，面前还有连禾先生的文字为我解忧。
连禾先生的文字精彩韵致、张弛有度。我宛如一叶小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潮涌的浪头中跃上伏下，快意无俦。也许，这才是文学传承的真意。
以此文字做身后之身，连禾先生的背影洒脱。
我辈后学，能明了心领神会四字，就已足够。
后记：我的诗歌创作之路
连禾
这本诗集是我的第二本诗集，书名定为《等待秋天》。一九九三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曾出版了我与谢久忠先生的诗歌作品合集，书名为《遥远的风景》（我的诗集名《恋之梦》）。
《等待秋天》，编选了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二〇一六年创作的一百六十多首诗，其中，部分选自诗集《恋之梦》，多数为一九九三年后的作品。
我自幼喜好文学，当年，在师范读书时就尝试写些东西，迄今五十余年了。这期间，曾用连禾、何紫、禾子、丛中笑、一木、志农等笔名，在国内数十家报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作品五百多篇，约五十余万字。其中数篇获市级以上奖项，并有十余篇被编入国内正式出版的诗歌、散文、小说的选集。一九八六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
我的本名郤连禾，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出生于北京市延庆县千家店镇。因为姓氏罕见，与人交往时颇费唇舌，后来索性省去姓氏直接用名字连禾，做我最常用的笔名。一九六二年，我考入北京朝阳师范学校（后并入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校址在海淀）。一九六五年，我从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又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取得大专学历。先后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中学教导主任。1983年，我调入县文化文物局。1988年，又调任县旅游系统，主要负责旅游宣传。2006年退休。
关于我的诗歌创作道路，还要追溯到童年所受到的家庭熏陶。我家祖上务农，兼做一些小生意，家境还算殷实。我父亲青少年时代一直读书，从私塾、国民优级小学直至中等师范（河北省张家口市柴沟堡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校长，在当地算是文化人。家里颇有一些藏书，如《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明清小说等。在父亲指导下，入小学前我已经认识了一些字，会背诵几首唐诗宋词。初中阶段，我把当时能找到或借到的现代、古代小说读了不少。读师范时，学校办有一本文学刊物，名字叫《桃李园》，我把几首短诗投稿给编辑，很快发表了。此后，便试着给报刊投稿，但多被退回或杳无音讯。当时，县文化馆办有一份油印刊物叫《群众文艺》，是孙钊老师主编的。我便将一些诗歌习作寄过去，大部分发表了。孙钊老师每次给我寄刊物时都会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予以鼓励。此外，我还将习作寄给在老家教书的孟广臣先生，请他指导。孟老师也是每信必回，精心指点。我想，如果没有孟广臣、孙钊等前辈们的鼓励和支持，我也许终生与文学无缘。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文学梦也随之破灭了。
大约一九七一年年底，报刊呼吁恢复文艺创作（此前，报纸很少发表文学作品）。一九七二年年初，《北京日报》开辟了文艺副刊（似乎叫育苗）。创刊号上，文艺部编辑李凤祥老师编发了我的题为《公社的路》的短诗。这无异于给我打了一支兴奋剂，此后便又舞文弄墨起来。作品体裁以诗歌居多。一九七五年，一批北大附中的知识青年来到花盆公社插队，其中有不少文学爱好者，如后来颇有成就的郭小聪、徐冰、陈菲亚、金炎、吴建新、赵鼎生等人。源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我们很快成为知心朋友，一起创办了油印季刊《烂漫山花》，由我任主编，郭小聪负责文字，徐冰负责美术设计和插图，陈菲亚担任刻版（蜡版）。刊物从知青的视角、以多种文艺形式，反映了当时北京郊区农村的社会生活。这本设计精美、内容丰富的油印刊物一经面世，便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每期都有稿件被《北京日报》《北京文艺》等报刊选用。著名作家浩然听说后，翻山越岭前往看望，专门为我们办了一次文学创作讲座。《烂漫山花》犹如一朵瑰丽的奇葩绽放于妫川大地，成为当时京郊文学社团自办刊物中的佼佼者，而且坚持将近三年，连续出刊十期（八本），在北京文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参与编印刊物的几个知青，恢复高考后大多考上大学且多学有所成。如郭小聪成为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主任、诗歌评论家，徐冰是国际知名版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吴建新成为比较文学专家，金炎当了影视导演，高尔棣是著名作曲家；陈菲亚、赵鼎生等人则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定居，事业上颇有成就。
一九七五年年末，作为京郊农村的诗人代表，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红兴、李如鸾教授一起，接受了合作撰写《拿起诗歌这个武器》的任务（一九七七年年初出版）。这本文学理论著作，不仅给诗歌爱好者特别是下乡知青以写作指导，对我的诗歌创作也是一次理论上的提升。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我曾致力于长篇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如四百余行的《扎根派的歌》《青年之歌》等），且都失败了；也陆续写了一些短诗，但数量很少。一九八五年年初，由我发起，联络当时县内诗歌爱好者张夙起、谢久忠、刘利华、王自明、石中元、吴赤宇六人，组建了七色花诗社。诗社以写农民、为农民写为宗旨，每半月组织一次活动，讨论、评介、修改社员的作品。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间，七色花成员先后在国内报刊发表诗歌一百多首，并在《北京日报（郊区版）》《华声报》《农民日报》等报纸副刊做了七色花诗社作品专版。七色花诗社是延庆在改革开放后最早创立的文学团体，在当时北京诗歌界也曾有一定影响。大约一九八六年七八月份，我应邀参加了北京市作协组织的被称作新诗潮的研讨会（地点在昌平区的红泥沟），见到许多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如顾城、林莽、芒克、杨炼等，聆听了北京大学谢冕教授的授课和顾城有点神经质的长篇发言。也是在那次会上，我对于朦胧诗派倡导的新创作手法颇感兴趣；那些新奇的句式、奇特的意象、富于张力的诗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便找了几本朦胧诗来读，吸收其新的表现手法，而对于让人读不懂的朦胧则尽量避免。此后，我的诗作也多少带有一些朦胧诗的痕迹。
一九八六年一月，经孟广臣老师介绍，在延庆众多文学爱好者中，我率先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成为继孟广臣先生之后延庆县第二个加入北京作协的人。可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是我文学创作相对活跃的一个阶段。一九九三年，北京十月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诗集《恋之梦》（责编刘胜旗，孟广臣先生作序）。此后，因为工作等多方面原因，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旅游宣传方面，诗歌作品比较少了，直至二〇〇六年退休。回想起来，我的诗歌作品论数量或质量，都差之甚远，颇感汗颜。
二〇一八年，延庆区作家协会筹措了一笔扶持文学创作的基金，其中包括支持本区作家出版个人作品集，我有幸入列，于是便有了这本诗集的编选。在此，我要衷心感谢延庆区作协的各位领导和文友。对于诗歌，我爱好了几十年，也写了几十年，终于在晚年又能出版一本诗集，于我是一份极大的鼓励。感激、喜悦之余，也增加了自己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走下去的勇气。有生之年，能够在夕阳的余晖中体会诗歌创作带来的快感，将会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我将继续努力。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重阳节于延庆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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