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_[英] 伊恩·戴维森著_9787545547788

8世纪80年代是一个今人兴奋而又焦虑不安的时期。启蒙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美国革命的实践，似乎向欧洲的知识分子表明，一个他们翘shou盼望的以自由民主为标志的新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无异于证实了这个时代的到来。
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法国与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一起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它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一直延伸到我们所处的时代。然而，这看似熟悉的历史大事件仍然让人觉得难以捉摸。它的意义因读者而异，这场革命让法国进入恐怖统治时期：张牙舞爪的暴徒嗜杀成性，断头台刀片的滑落声没完没了，令人胆寒，这些画面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因而若干历史学家认为，恐怖统治时期的暴力事件足以定义法国大革命，它一无是处。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误解。在这本书中，伊恩?戴维森对这项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进行了全新的审视。这场革命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它在欧洲打开了通向解放与民主的新时代的大门；它破旧立新，立足法治，一手创建了shou个现代化的、日后唯理性主义至上的世俗国家；它阐明了建立更为公平的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后来被概括进“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

《法国大革命》一书讲述了一群以律师为主的年轻法国人的故事。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何以基于法治的新原则，着手建立全新的国家？他们何以一度旗开得胜，不久之后又何以功败垂成？
他们称之为“革命”，但这场革命的发端几乎不见刀戈，并且在随后的三年里很大程度上也以和平示人。最终，这场革命走向失败，局面混乱不堪，国家进入恐怖统治时期。此时，也正是这些革命者逐步废除了他们所确立的法治体系。
这个故事跟那些耸人听闻的画册所描述的全然不同，那些画册上的插图经常给法国大革命添加一些民间流传的传奇色彩。根据插图的描绘，张牙舞爪的暴徒嗜杀成性，断头台刀片的滑落声没完没了，令人胆寒，这些画面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任何对此信以为真的读者必然目瞪口呆，甚至感到困惑。人们无法理解诸如此类的图片，因为它们极具误导性。
诚然，革命者留下了断头台、恐怖统治和世界上首个现代化警察国家的精妙制度。他们还发明了“大规模战争”的概念，其特征为动员全民参与，大规模集中经济资源与官僚资源，不达胜利决不罢休。
但是，他们在 1789年春并未在凡尔赛大肆搞破坏；旧制度不堪重负自行垮台后，“革命”才初步成型，此时“革命者”突然意识到自己肩负重任。
他们继而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历史。他们在欧洲打开了通向解放与民主的新时代的大门；他们破旧立新，立足法治，一手创建了首个现代化的、日后唯理性主义至上的世俗国家；他们阐明了建立更为公平的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后来被概括进“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他们与后来者常常援引这一口号，却很少躬行所言。
这场革命的诱因是国王逐渐察觉到法国政府实际上已破产，他需要靠外界施以援手来解决财政困难。但是，诱发革命的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是，过去百余年来，数任国王一再实行专制政策，而这些政策疏远了所有原本可能解囊相助的人，至关重要的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也在其中。
旧制度几乎对所有人都有失公平，只有极少数贵族除外。至少从上一个世纪起，历任法国君主，尤其是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先后剥夺了贵族分治全国各地的世袭的政治地位，从而将政治权力集中于全国的中心，也就是凡尔赛宫。为了弥补贵族们丧失的政治权利，君主增加了他们在其他方面享有的特权，部分是通过令人愤慨的不公正的免税制度，部分是授予非富即贵者上层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在凡尔赛参加等级森严的宫廷典礼，而最为关键的是让他们获得了加官晋爵的机会。
革命爆发时，革命派抱怨最为强烈的问题莫过于不平等的税赋制度，但从根本上说，革命的首要推动力仍是把持国内各主要行业的资产阶级所遭受的歧视。
在君主统治下的法国，传统的晋升途径是参军入伍与投身教廷，然而根据君主制定并于 18世纪早期（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严苛执行的制度，除贵族之外，其他人无法在以上两个领域内晋升高位。贵族占法国人口的比重相当小，即便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争论当时贵族的比例究竟有多少？部分原因在于贵族彼此之间以及同宫廷之间一直在为贵族身份的归属争论不休，从家族历史最悠久的纯正贵族，到不算久远但合乎骑士身份的佩剑贵族，再到完全由平民阶层擢升的在法院任职的穿袍贵族；部分原因在于继任的君主册封新爵位，尤其是路易十四，他不断敕封新爵位，设立新公职，出售官职聚敛财富。因此，关于贵族数量与贵族家族数量的多寡众说纷纭，各方估测的数量都有所出入：家族数量从 9000个到 25000个不等，而个人从 11万人到 40万人不等。
贵族数量的差异似乎很大，但同法国的人口规模相比，实则微不足道。 18世纪初，法国境内约有 2100万人，到 18世纪末，人口数量已稳步增长至 2800万左右。换言之，不论 18世纪末法国贵族阶层的数量是多少，其所占比重都微乎其微，大约只占总人口的 0.4%到 1.5%。11万人也好， 40万人也罢，绝大多数贵族是小土地所有者，被蔑称为地主阶级；他们的庄园坐落于法国的偏远地区，而他们当中许多人即使获封爵位，保持尊严与荣耀，并享有特权，却也常常囊中羞涩，甚至一贫如洗。在英国，这群人被称为乡绅，甚至是破落乡绅。言下之意，兼具财富与影响力的贵族少之又少。他们不是 21世纪常用来描述极端不平等现象的“社会顶层的 1%”的那群人，但同样是极少数群体。
神职人员的数量甚至更少。全国共有 12万背景不同、处境迥异的神职人员。139位主教处于教会上层，他们财大气粗，专权擅势，而且全是贵族；至于底层的 3.5万名教区牧师，绝大多数生活窘迫，处境和教区居民相差无几。
对一位并非贵族出身却怀有满腔抱负的年轻人而言，他的职业选择十分有限，只能从事商业或法律工作。工业革命初露端倪，主要集中在英国，但尚处于萌芽阶段，因而投身生产制造业不是当时的主流选择。同样，从商通常指进行贸易或商业活动，不过商业运作需要资本，很大程度必须倚仗事业有成的父母的支持。因此，没有家族生意扶助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通常会选择从事法律工作。
法律行业有很多诱人之处。如果你如愿以偿地在皇家法院及其附属法院工作，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许迟早还能在司法系统内购得一任不可多得的官职。这些官职明码标价，将让你一本万利。等到你赚得盆满钵满，理论上你可以买到司法系统内最有威望的职位，隶属高等法院（ Parlements），尽管穿袍贵族强烈抵制平民渗透进高等法院。即便如此，法律行业仍是平民获得贵族爵位，随之而来获取大部分特权的唯一途径。
然而，法律行业不仅是志存高远的平民谋生的方式，也正成为一个全新的政治阶层的基础。当时崭露头角的律师通常谙熟启蒙运动的各种思想。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法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巴赫与莫扎特、艾萨克·牛顿与亚当·斯密等人开创的远远超越知识层面的启蒙运动，只是这场剧变的冰山一角，这场变革贯穿整个社会，正造就不断壮大、受过教育且有文化、有抱负的资产阶级。弗朗索瓦 ·傅勒 2对启蒙运动在法国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有如下描述：
在18世纪，法国社会拼命寻找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中间人，恰如我们现在所言，因为它过于“发达 ”，所以难以像上个世纪那样压制民声，迫使人民绝对服从管制。路易十四死后，人民自然寄希望于传统的政府机构，譬如高等法院。但是整个世纪以来，由于百科全书3的启蒙作用以及卡拉斯家族4的不幸遭遇，高等法院备受谴责，显得过于保守，绝无可能在启蒙社会中有效担当中间人的角色，因而在18世纪，法国社会不断寻找其他发言人：哲学家与作家。因此，文学实际上具有了政治功能。5
在司法系统内初露锋芒的青年专业人员中，独具特色的政治辩论技巧迅速发展，文学的政治功能得以不断加强。“革命派”登场时并未带着推翻任何政权的想法：他们只是来讨论，来辩论，来发表政治演说。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6做出了同傅勒类似的分析：
法国人疏远自己的公共事务，丧失了经验，受制于制度，却无力改变它们，与此同时，法国人又是世界上最具文化修养、最崇尚智慧的民族。你想到这些就很容易理解，作家何以凝成一股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了领导力量。7
就知识和道德层面而言，虽然启蒙运动不可避免地同旧制度封闭保守而又专制强横的体制相对立，但其社会与经济影响却造成了更为深远的政治后果，促使受过教育的新兴资产阶级起身与专制政府相抗衡。启蒙运动让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基本的政治地位，法律的实践则赋予他们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受过教育的、具有文化修养的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正在奋起反抗，势头锐不可当。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且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其中一部分来自举足轻重、蓬勃增长的中产阶级，他们希望在体制内获利更丰，进而对旧制度的排他性规则深感懊恼。事实上，君主赋予贵族职业上的特权迫使大多数年富力强者不得不跨入法律行业。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然而，路易十六拒不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其前任君主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建立的专制政府是以君主、神职人员和贵族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为基础的。1786年，路易十六再次陷入财政危机，于是向其传统的阶级盟友求助。他召集贵族举行会议，但后者拒绝施以援手。路易十六早年废除了他们治理一方的官方政治角色，如今发现此举彻底疏远了他们。然后，他求援于法国最高法院—巴黎高等法院，正式发布了敕令，可他们也不肯相助。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法院逐渐认为资产阶级（完全违宪）有权维护自身政治权利，而且实际上开始暗地里反对君主制。换言之，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君主制度的排他性政策经年累月造成的结果是法国的整个政治体系陷入了僵局。

理论上，类似法国大革命的运动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因为时机业已成熟。当然，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就已展开了革命，最终形成了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政体。在欧洲大陆，法国受到了波旁王朝极端的专制统治，但绝非个例。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多数民族都受到非此即彼的王室统治，其中多数王室推行程度不一的专制制度。部分政权曾断断续续进行了改革，可进展不大。唯一的例外或许是日内瓦，按理说它表面上是民主共和国，但实际上仍是由极少数统治阶级统揽大权的专制国家。到 18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专制政权抱残守缺，早已逾越政治容许的范围。因此，从 1760年起，在匈牙利、米兰、瑞典、比利时、日内瓦以及法国，受压迫的民族纷纷起来抵抗，这些国家经常爆发反对统治者的抗议活动。8
既然如此，为何革命在法国取得了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革命初期路易十六便完全屈从于迅速推进的资产阶级浪潮。在欧洲其他地区，当权者通常采取一定的暴力手段，尽量镇压各种抗议活动，平息暴乱。在美国，英国军队试图以武力镇压起义的美国人，结果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一败涂地。在法国，国王被赶下台，革命者却未动用武力，基调始终和平。
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法国与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一起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所以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表明立场。一方面，它催生了《人权宣言》，主张人民主权；但另一方面，它也有断头台与恐怖统治，因而若干历史学家认为，恐怖统治时期的暴力事件足以定义法国大革命，它一无是处。譬如，虽然埃德蒙·伯克在恐怖统治开始的数年前就公开谴责社会局面，但他还是抨击了革命的暴力与无政府状态；即便时至今日，部分颇受欢迎的英文著述仍对法国大革命持否定论调，诸如克里斯托弗·希伯特和西蒙·沙玛的论述。
我试图以更加中立的态度，客观描述事实。本书并非学术专著，我也无意记述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我的目标相对实际，即依据真实可信的史实，以言简意赅的语言与通俗易懂的笔调讲述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内容。
我汲取了多个时期的资料—遍览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相关著述。但是，我始终深知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法国的历史事件。在 19世纪至 20世纪无休止的政治动荡中，法国的政治家们从未停止思考这一事实，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源于这场革命的余波，以致包括 19世纪的三位首相在内的数位政治家（弗朗索瓦 ·基佐特、阿道夫·梯也尔和让·饶勒斯）都曾书写了多本关于大革命历史的书籍。鉴于此，我试图透过法国作家的视角，了解这段已经成为法国与其自身长期对话的一部分的历史；鉴于此，我引用最多的是六位法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来自贯穿这段漫长衰退期的三个不同时期—19世纪中期的儒勒·米什莱与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20世纪上半叶的阿尔贝·马蒂厄和阿尔贝·索布尔， 20世纪下半叶的弗朗索瓦·傅勒与让·蒂拉尔。
米什莱生活的时代邻近大革命最后的幸存者，他热衷于研究法国大革命，极力拥护共和政体，也极度憎恶罗伯斯庇尔。他的人生经历与狄更斯一样鲜活生动。托克维尔有生之年并未写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专著，但是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纵然在 160多年之后，仍是对大革命的起因与形势分析得最为鞭辟入里、引人深思的著作。 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左翼研究者的阐释在法国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其中马蒂厄和索布尔同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亲罗伯斯庇尔派，而且他俩学识渊博，文章可读性极强。傅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最杰出的大革命史学家，他推动学术界打破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史学的支配地位，影响深远，其精辟的分析与高深的判断至今仍然无可争议。蒂拉尔紧随其后，法国大革命 200周年之际，他恰逢其时地出版了相关历史专著。

过去，法国历史学家往往爱憎分明，或是罗伯斯庇尔的狂热崇拜者，或是丹东的忠实信徒。如今，论战早已平息，我的书中不曾出现英雄豪杰。就此而言，法国大革命或许空前绝后。美国革命是美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里程碑，造就了一批风流人物，譬如华盛顿、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而他们只不过是延续至 19世纪漫长历史的第一批人物。法国大革命则截然不同，傅勒说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毋庸置疑，却并未诞生任何伟人，这一论调无疑正确。
许多历史描述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法国大革命只是单一的暴力事件，市民在巴黎市区攻占巴士底狱要塞足以印证。这确实是一起引人注目、骇人听闻的事件，一群愤怒且无组织的暴民发动了猛烈袭击，摧毁了法国专制政府最令人胆寒的标志性机构，不过这场攻击事先既无计划，也无战略，事后更未产生相应的政治成果。
因此，巴士底日，即 7月 14日，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日与法国大革命的最佳象征，显得十分荒谬 9。事实上，巴士底狱的沦陷绝对无法代表大革命早期的真实行动，因为早在三周前，在 10英里之外巴黎西南部的凡尔赛地区，大革命已经在沉默中爆发，一切井然有序、庄严肃穆、衣着考究的革命派见机而作。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