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与都市想像》内容包括现代中国的文学、半部学术史，一篇大文章、新教育与新文学、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以及中篇：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国大学百年、大学之道、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现代中国都市研究、“五方杂处”说北京、城阙、街景与风情、长安的失落与重建等。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三十余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上篇 现代中国的文学
半部学术史，一篇大文章
一、学者为何自述／5
二、自传与自定年谱／11
三、“我与我的世界”／17
四、“诗与真”的抉择／22
五、“忏悔录”之失落／28
六、“朝花夕拾”与“师友杂忆”／34
新教育与新文学
一、“虚文”之不可或缺／40
二、“文学史’’的意义／46
三、“桐城”与“选学”之争／48
四、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51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一、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63
二、“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70
三、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76
四、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87
五、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99
六、文化资本与历史记·ta／111
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
一、文体家的别择／122
二、论著、杂文与演讲／128
三、古书与口语的纠葛／133
四、直译的主张与以文言述学／137
五、文体的“抵抗”／145
中篇 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
中国大学百年?
一、两种大学史／154
二、关于“旁采泰西”／158
三、关于“上法三代”／168
四、敢问路在何方?／176
大学之道
一、书院之远逝／179
二、借鉴书院的努力／181
三、书院在21世纪／190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一、大学历史与大学叙事／193
二、三闾大学与西南联大／196
三、两个北大的纠葛／20l
四、故事化了的“老大学”／20s
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
一、日渐分裂的大学校园／211
二、大学扩招与“国学热”／216
三、素质教育与通识课程／225
四、学术工程与评审文化／233
下篇 现代中国都市研究
“五方杂处”说北京
一、为什么是北京／243
二、作为旅游手册的北京／246
三、作为乡邦文献的北京／249
四、作为历史记忆的北京／251
五、作为文学想像的北京／254
六、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257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一、在“记忆”与“忘却”之间／2G1
二、城市历史与文学想像／264
三、穿越诸多学科领域／266
四、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北京”／269
五、引而未发的“双城记”／272
城阙、街景与风情
一、帝国风云与个人游历／276
二、作为“景物”的宫阙／281
三、在禁苑与公园之间／285
四、日渐模糊的风俗画／292
五、十字街头的“巡警”／301
六、新学如何展开／307
七、观察、见证与遥想／315
长安的失落与重建
一、众说纷纭的“西安之行”／326
二、何处是长安／332
三、爱情、女性还是都城／340
四、可疑的“古都”情结／349
五、时间意识还是空间想像／356
六、如何“遥想汉唐盛世”／362
《奏定大学堂章程》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巨大差别，不只在于突出文学课程的设置，更在于以西式的“文学史”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后者对“词章”课程的说明，只有“中国词章流别”六字；前者则洋洋洒洒两千言，除总论性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外，各门课程均有具体的提示。如“历代文章源流”：“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周秦诸子”：“文学史家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汉魏诸子亦可浏览”。
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摹本。此前讲授“词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此有所解释：大学“勿庸课习”诗赋，中小学又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①长此以往，不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诗文在西式学堂这一文学承传的重地，已必定日渐“边缘化”。诗文一事，虽说“诵读既多，必然能作”；但学堂之排斥作诗，将文学教育界定为“文章流别，，之分疏或“文学史”的讲授，我以为，此举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
西式学堂的文学教育，不再以《唐诗别裁集》或《古文辞类纂》为意，那么，学生该如何在茫茫书海里获取所需知识？总不能再要求他们在《四库》《七略》中自己求索。时人比较中西教育之异同，对外国学堂皆编有“由浅入深、条理秩然”的教本，大为欣赏，以为可省去学生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②可是，一到具体落实，依旧阻力重重，尤其是大学文科教材的编纂。
1898年，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孙家鼐，便主张“编书宜慎也”。“西学各书，应令编译局迅速编译”，这点孙家鼐没有异议；至于中学，经书部分“仍以列圣钦定者为定本”，史学诸书则“前人编辑颇多善本，可以择用”。但这一说法，明显不能成立。中国人之自编适应中小学学制需要的近代意味的教科书，始于19世纪90年代。④至于尚在创设阶段的大学堂，哪来“颇多善本”的教科书？其实，孙家鼐担心的是，教科书的编写，使得“士论多有不服”。以教科书的编纂比附王安石的“创为三经新义，颁行学宫”，以为会导致“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④孙家鼐明显误解了西式学堂里教科书普及知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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