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内容简介：应该说，从1988年（这一年我在复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开始，到1994年年初我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AFRAS学院结束博士后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这段时间我的兴趣还主要集中在产权经济学与制度变迁等一般理论方面。我不仅出版了《现代产权经济学》（1991）一书，而且还翻译出版了《公共选择》（1990）和《法和经济学》（1991）等著作，在《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属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
应该说，从1988年（这一年我在复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开始，到1994年年初我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AFRAS学院结束博士后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这段时间我的兴趣还主要集中在产权经济学与制度变迁等一般理论方面。我不仅出版了《现代产权经济学》（1991）一书，而且还翻译出版了《公共选择》（1990）和《法和经济学》（1991）等著作，在《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属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
1994年深秋，我又取得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提供的研究奖学金，转到了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开始与哈勒根（william Hallagan）博士合作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之后，我的兴趣开始逐步转移到解释中国和其他转型经济的转轨方式的“过渡经济学”领域，并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在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双轨制经济学。
第一篇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变迁
信息费用、有限理性与计划约简：关于中国传统计划结构的一个理论解说
一、引言／3
二、信息费用与有限理性／4
三、计划的约简／6
四、计划的区域约简和部门约简／9
五、部门约简的非稳定性／12
六、计划权结构与财产权结构的互相作用／14
七、结束语／16
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
一、引言／19
二、理论的回顾／21
三、理论的分析／24
四、一些理论的扩展／28
五、结语／31
社会主义企业的货币激励与产权结构：中国经验
一、引言／33
二、货币激励的理论模型／34
三、剩余索取权与经理目标／37
四、中国的经验检验／40
五、结论／43
计划维系的特权：一种产权分析方法
一、概念问题／47
二、关于产权和外部性的一般理论／49
三、计划特权与“科斯定理”／55
四、中国的经验：“买入型”变迁／59
关系：一个初步的经济分析
一、关系的性质／64
二、对关系的投资分配：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68
三、一个相关的应用／70
四、经济分析／73
第二篇 转型经济学
转轨经济中的过度进人：理论框架及其含义——对“重复建设”的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79
二、一个简单的进入模型／80
三、福利分析／83
四、结论及其含义／88
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新的视角
一、引言／91
二、一个启发性的模型／94
三、经验模型的说明／96
四、结论／99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产出的增长：双轨定价与边界竞争
一、引言／101
二、一个修改的主导部门模型／102
三、对模型的扩展：补贴和管制定价能力／107
四、边界竞争的效应／111
五、边界进入的格式／115
六、价格的完全自由化与国有部门的垄断：对工业产出的不同影响／121
七、结论／128
第三篇 工业改革
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模式：1978——1997
一、导言／133
二、一个解释框架／137
三、数据还原／141
四、统计检验／147
五、部门利润率变动模式的效率含义／154
六、结论性评注／158
附录 关于中国工业统计数据来源的一个注释／161
需求、规模经济与中国工业企业的亏损模式：工业组织的视角
一、引言／171
二、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理论分析／175
三、进入、集中与中国工业的亏损模式／182
四、结论／189
技术、规模分类与工业组织：为什么中国的“大型企业”的利润率较高
一、导言／191
二、文献的简单回顾和评论／195
三、一个启迪性的概念框架／198
四、对改革以来工业组织结构的一般回顾／201
五、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技术效率差别的解释／207
六、“规模经济”假说的再检讨／214
七、“大型企业”更高利润率的一个可能的解释／220
八、结论性评注／224
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否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一、前言／226
二、文献的回顾与欧拉方程投资模型／229
三、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数的构造／235
四、金融自由化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了吗／240
五、结论／245
附录：金融改革重大事件列表／250
第四篇 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第五篇 新政治经济学
后记
在中国，我们发现部门追求自足自给的趋势也还是存在的。几乎中央每个工业部门都或多或少地拥有本系统内的机械制造能力。资料表明，在1962年，中央约有25个部门分别管理全国的机械企业，到1977年，管理机械企业的部门达41个。属于第一机械部系统的企业仅占1／10左右，产值也只占约1／3。
六、计划权结构与财产权结构的互相作用 我们在本文第四部分的分析表明，一旦计划的区域约简按行政区划进行，计划的约简结构就和各级政府的权力结构相匹配并导致以下两个结果：①按区域和部门进行的计划约简界定了各级政府在国有财产（这里主要是指国有企业）上的产权范围，相应地形成了地方企业和直属企业；②按行政区划进行的区域约简不可避免地将计划分权演变成了行政分权，结果中央计划的地区约简实际上给地方政府赋予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处置权”，中央与地方之间单纯的行政关系内容也有了变异。虽然中央或高一级政府在行政关系上仍处于领导地位并拥有领导的权力，但是他们现在在做出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地方或低一级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所以，计划的这一约简使得原有的行政等级从属关系变成了中央与地方和上级与下级的“博弈”关系。
在中央计划经济下，无论是中央政府，抑或地方政府，其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财政收入。而财政的收入又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产权的收入，主要是企业的利润；二是来自政权的收入，主要是赋税。在上述计划权结构下，中央来自产权的收入主要依靠中央直属企业的利润上缴，而后者又取决于中央直属企业的数量以及中央计划的执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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