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九叶集_骆家、金重_9787549541539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九叶诗派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现代诗流派，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力。《新九叶集》是诗人、译者骆家和金重以中国新诗和当代西方现代诗为大背景，在曾求学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坚持诗文创作兼翻译工作的诸位诗友中细筛出九家，精心编选其作品而成的一本诗文集。

本诗集在选题上颇有特色和新意，编选者有意向20世纪40年代令人瞩目的九叶诗派靠拢，并致敬。王家新先生建议以《九叶集》为参照来提示某种传统、某种文脉、某种精神。入选诗集的新九叶诗人，因其同时为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瑞典语等语种的知名文学翻译家，所以他们的诗作呈现出与其他新诗诗人截然不同的特质，他们这些喝唐诗的母乳和西方现代诗的洋奶而生、而成的诗作是新诗重要的精神资源和诗学皈依。

中国新诗发展百年之际，重提九叶诗人，是一种对文化记忆的重拾和尊重，也是新九叶诗人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出的新鲜声音。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新诗爱好者，本书的出版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序一　巴别塔的儿女

王家新

在中国新诗史上，我最认同的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传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里，这个诗人群，无论是师长一代（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前辈诗人），还是新锐的学生一代（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不仅坚守了五四新诗的传统，还以其对现代性的锐意追求，把中国新诗推向了一个新的更令人瞩目、也更富有生机的阶段。纵观百年新诗，西南联大诗人群不仅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奇观，而且他们对此后的新诗发展尤其是自《九叶集》出版以来，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的确，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氛围中推出的《九叶集》（1981），堪称新诗史上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它不仅发现了九位被埋葬的优秀诗人，而且将那个年代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艺术成就令人惊异地展现出来。当然，在《九叶集》刚出版的那些年月，人们主要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那一代诗人的追求和贡献的，而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中国新诗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还要把他们的翻译包括进来。《九叶集》中的穆旦、陈敬容、郑敏、袁可嘉等人，以及未收入《九叶集》、但同样是西南联大出身的王佐良，不仅是诗人，还都是各有成就的优秀译者。他们不仅以其创作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求索和建设，而且合力塑造了诗人作为译者这一现代传统。他们富有创造性的译作影响了数代中国诗人和读者，构成了百年新诗最有价值和光彩的一部分，成为留给我们的重要资源和遗产。

我一再感到，这一传统诗人作为译者的重建，不仅对于诗人们自己的创作十分有益，而且对于继续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也至关重要。

而这一传统的重建，在我看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主要就是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的王佐良先生所推进和承担的。可以说，他堪称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作为一个西南联大时期的现代主义诗人，王佐良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完全转向了诗歌翻译和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而在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早年的爱，并以其诗人的敏感和责任感，延续和拓展着西南联大诗人群对现代性的追求。他在80年代初期对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等美国新超现实主义或深度意象诗人的发现性译介，深深影响了那个年代中国的年轻诗人，在诗坛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气；他后来对奥登等诗人的翻译，则带着他的全部敏感和多年的译诗经验，透出了一种高超的技艺和语言功力，真正体现了如卞之琳先生所说的译诗艺术的成年。不仅如此，王佐良先生还肩起了一份责任，那就是对中国新诗诗人译诗这一传统进行回顾、总结和阐发。他的诗歌观、翻译观，他对现代敏感的强调，他对语言的特殊关注，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重新塑造，都一再地激励和启迪着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一代诗人和译者无不受惠于王佐良先生。

正因为如此，我和许多中国诗人一样，在那时会常常把目光投向北外，因为那里有这样一位为我们所高度认同的诗歌前辈和翻译大家。我们不仅关注王佐良先生自己的著译，还关注北外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和很多中国诗人都订阅有这份杂志）。我就是在这种认同感的作用下，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不仅关注北外的诗歌活动和学生文学社团，也先后认识了像王伟庆（少况）、李笠、树才、金重、高兴、黄康益、骆家、李金佳、姜山等年轻的北外诗人和译者们。

的确，我对他们感到亲近，不仅是因为他们热情，满怀着80年代特有的诗歌理想，还在于他们大都是王佐良先生的学生；不仅在于他们投身于诗歌，还在于在他们身上都携带着一个译者。我们在一起可以谈论我们所热爱或感兴趣的那些诗人，如夏尔，如特朗斯特罗姆，如安妮·塞克斯顿。诗人多多当年就很看重王伟庆、金重、树才的翻译，在笔记本上抄满了他们的译作。我自己最愿接近的，也正是这一类诗人兼译者的年轻同道。或者用策兰的一个说法，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从两个杯子喝酒的人。我难忘和他们在一起日夜谈诗、日夜从两个杯子畅饮的那些时光！

也不知为什么，我会经常把诗和诗人与学外语联系在一起，比如穆旦等西南联大那一批年轻诗人，大都是外语系出身，卞之琳、冯至、戴望舒，也都是外语系出身，台湾地区的一些诗人如余光中、杨牧和后来的陈黎、陈育虹等人，也都是外语系出身。我自己曾一再后悔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而不是外语系，那就只得靠自学了。我这样讲，并非因为对我们自己的母语没有感情，而是正如我翻译的英籍德语流亡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所说：语言发现它的青春源泉，在另一种语言中。这些，我自己在阅读、翻译和写作的过程中都一再地体会到了。因此，我一直对外语学院怀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在我看来，比起中文系，那里更有可能成为一个诗的摇篮（当然，最好是有王佐良、叶公超这样的老师！王佐良且不说，叶公超当年在清华外语系任教，就带出了卞之琳、赵萝蕤这样的学生诗人译者）。两三年前北外的学生文学社团采访我，我还称他们是巴别塔的儿女（这里借用了乔治·斯坦纳的一个说法：我们的文学是巴别塔的儿女）。北外，作为一个拥有那么多外语学科的学校，它本来就是一座诗歌巴别塔，从收入本集的九叶来看，如李笠（瑞典语），树才、李金佳（法语），少况、金重（英语），高兴（罗马尼亚语），骆家（俄语），就是一个例证（其实，从北外出来的诗人译者还有现居澳门的姚风，他学的是葡萄牙语）。而我之所以用巴别塔的儿女做这篇序文的题目，也在于其更普遍层面上的意义：所谓全球化时代也好，歌德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时代也好，都是穿越巴别塔的时代；在现在，在将来，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我们也只有在穿越巴别塔语言变乱中才能练就一种更敏锐的诗歌听力。

这些年来，虽然王佐良先生早已离去，当年的年轻诗友也已星散，但北外的文脉还在，诗脉还在。我任教的人大和北外挨得很近，我也和北外的李雪涛教授，阿多尼斯、达维什的译者薛庆国教授多有交流。北外聘请著名汉学家、诗人顾彬做了特聘教授后，他在北外也组办了许多诗歌活动（包括去年他组办的王家新和他的译者们多语朗诵对话会）。诗人翻译家汪剑钊教授调入北外后，北外的诗歌气氛更浓厚了。我只是希望在北外能再次涌现更多像收入本集的诗人一样的年轻诗人，重现20世纪80年代它曾有的诗歌荣光，或者说，再次成为一座诗歌巴别塔！

就收入本集的九叶来看，他们中的不少都以翻译和创作成名，如李笠、树才、高兴等，在诗坛和译坛都有着广泛影响；有的仍在潜行，但已展现出他们的潜力；有的厚积薄发，如骆家，近年的诗和翻译都让人乐见；有的远离故国，但仍孜孜于诗，和他的缪斯守在一起，如美国圣地亚哥幸存者村庄里的金重。这些年，北大、复旦和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的诗友校友，都纷纷打出了各自诗派的招牌，或是出版有各种校园诗选。我也衷心希望已分散在各地的北外诗人们能重新聚集起来，因此在与他们聚会时提出了出书的建议。我倒没有直接称呼他们为新九叶诗人，只是以《九叶集》为参照来提示某种传统、某种文脉、某种精神。在我看来，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无论从文脉上看，还是从他们的写作本身所体现的独立、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视野和精神上看，他们也都有充分的条件赓续西南联大诗人群这个传统当然，传统的赓续、拓展和刷新不单是靠哪几个人，而是靠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那就让我们都为之努力吧。

七八年前，我曾写有一文，专门介绍和评论王佐良先生翻译的洛厄尔的《渔网》一诗。它并未收在王佐良先生的译著中，我只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见到。但是，仅仅这一首译诗，已足以让人难忘了。它不仅展现了洛厄尔的优异诗质，也透出了王佐良先生自己的敏锐眼光和精湛、高超的翻译诗艺。读他这首极富创造性的译作，并对照原文，我不能不惊异译诗艺术已被推向了一个怎样的境界！因为骆家在其《编后记》中全文引用了该译文，我就不再引用了。我最后想说的是：王佐良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留下的这首译作，几乎也就是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的光辉写照。他们满怀着理想和责任，把自己献给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在写诗和译诗中度过了一生。他们也许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但他们撒下的渔网并没有落空。他们不仅给中国新诗和语言文化做出了最可宝贵的奉献，他们也带出了、滋养了新的一代（这本《新九叶集》就是证明）。他们留下的遗产，正如那磨损的挂在墙上的渔网，难以辨认而又令人起敬。它已被牢牢钉在没有未来的未来之上。实际上，它也不需要别的未来；它自身就在昭示着一种语言和诗歌的光辉的未来。

2017.9.29人大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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