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资助的文化（中外文化资助体系及制度设计）_黄玉蓉著_9787520132299

　　文化除了容易遭受外部干预之外，还总是摆脱不了被资助的命运，因此研究文化资助问题对于文化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文化资助的专著，《被资助的文化（中外文化资助体系及制度设计）》创造性地将知识界的新理论建树和中国文化建设领域遭遇的现实问题导入公共文化政策研究领域，力求探索文化资助的中国制度创新。《被资助的文化（中外文化资助体系及制度设计）》在系统梳理文化资助历史和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代表性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资助经验，全面调研我国文化资助现状，探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促进文化资助主体的多元化和资助方式的高效化，并分析了在技术、经济、政治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文化资助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被资助的文化（中外文化资助体系及制度设计）》为中国文化资助制度的当代建构与未来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资源与实证参照。

　　无论是在艺术史长河中，还是在公共文化政策领域，“文化资助”只是一个很小的知识节点。但通过这一节点，却可以连通公共文化政策、艺术史研究领域诸多重要的知识范畴，如文化公共性、文化的社会建构功能、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价值转换、艺术与商业的关系等问题。黄玉蓉博士的新著《被资助的文化：中外文化资助体系及制度设计》力求通过对上述与“文化资助”有密切关联的理论命题的探讨，创造性地将知识界的最新理论建树和中国文化建设领域遭遇的重大现实问题导人公共文化政策研究领域，力求探索文化资助的中国制度创新，是对中国公共文化政策研究的拓展和推进。本书将“文化资助”及其重要构成范畴的“艺术资助”以及相关命题的已然事态、或然事态以及必然事态澄明出究竟来。本研究以此为基础，再基于不同的问题境况、利益立场和逻辑思路，寻找出有效的现场解困方案与可选择的理想标杆。
　　既然黄玉蓉博士自觉而且前置性地引用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Edward Tylor）关于文化的概念作为意义本体的人类学定位，即所谓“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说，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刁惯”，那么在我看来，黄玉蓉就已经拥有了正确而且清晰的逻辑起点，并以此为知识撬动杠杆，促使其进入关联性事态现场以及不同国家以此为资助对象的种种关联性政策处置义项编序。
　　对象的清晰问题之所以在此显得尤为重要，是因为对象的本体性分存与现象态混杂总是纠缠不清，那些已然自明者又因其自明而常常作具体言说前置限定的省略，就仿佛日常不经意间省略陈述方式所呈现的诸如“文化资助”“艺术资助”，或者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研究者灌输的所谓“文化消费”“艺术消费”。不清晰者的纠缠不清与清晰者的自明性省略，自觉不自觉地合力生成所议知识场域的任意表达，并在言说伦理合法性对知识准入合法性的无条件置换后，导致许多大词叙事文本或者个案描述文本，在迷失逻辑起点的同时，也让进入对象讨论的相当数量涉身者，不得不于云里雾中“被抛”至“命题真值率丢失”的言说狂欢甚或符号骚乱。正因为如此，忧心忡忡的文化政策研究专家，才会认为“如何使文化政策研究得以理论定位与实践定位”①是头等麻烦的场域困境。
　　头等麻烦之处在于“意义”与“意义物化承载”的本体大相径庭，与现象杂然一体，在于从“意义物”求取“意义”既有复杂的转换过程又有一系列可转换的条件。“文化”或者“艺术”，哪怕是广场舞大妈在最原始的价值层面，意欲捕获的一点点精神寄托或审美净化，都是“意义本体”，是介体存身或在世确证其人性此在价值的意义本体，更何况那些委身于文化创建与艺术创造的精神使者，居然会是“视自身为祈祷者。他们声称要呈现审美理念，探究存在的秘密与灵魂的深奥”②。就中国知识史而言，凡所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③，又或者“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④，皆莫不是立论于意义本体和精神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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