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民父亲对田园的不舍，一位白领儿子对城市的迷恋，一位留守孙女的两难处境，一脉相承的三代人，陕西既是终点又是起点，上海既是远方又是归宿；从农村到城市，从故乡到他乡，时空的不断转换，道不尽的人生悲欢，意在告诉我们，万物生于土地，又归于土地，不要忘记土地，要热爱那些耕种土地的人。是大移民时代多年未遇的锥心之作，让我们哭着笑着爱着读懂自己。
后记
大寿之日
二〇一七年，农历五月初二，公历五月二十七日，适逢父亲八十岁大寿。这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日子，我不是有意要赶在这一天为《后土寺》画上句号。当我写好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几乎是泪流满面的，我真想像最后一句话那样，朝着一座全新的寺庙全身心地跪下去。
又是一个通宵。我拉开窗帘，已经是早晨八九点钟，上海的天非常非常蓝，云不白不红地如有如无地挂着，尤其是风不轻不重地不冷不热地吹着，中间夹带着万物生长的气息。楼下边传来两个孩子的议论，大意是在楼顶上起起落落的，到底是一群什么鸟儿，为什么会飞得那么快，为什么不停地飞出去又飞回来？我朝着楼下告诉他们，那是一群鸽子，但是他们并没有听见我的话。
我笔下的父亲陈先土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在儿子陈元的单位也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他们当时的对话还在耳边：陈先土指着下边说，那边飞的是什么？野鸡不像野鸡，老鸹不像老鸹。陈元说，那是鸽子。陈先土说，鸽子有什么用吗？陈元说，可以送信。陈先土说，难怪飞得那么快。陈元说，古代人养鸽子用来送信，如今养鸽子大部分是为了吃肉。我看了看《后土寺》的编号，已经达到二百二十六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打开了二百二十六次，从头开始了二百二十六次。
对于自己的人生，我喜欢拿猫来比喻，说自己就是一只猫。猫有九条命，我也有九条命，不过，经过了重重磨难和人生悲欢，其中六条命不晓得死在什么时候，也许在上一个轮回，也许在这一个轮回，如今仅仅剩下三条命了。我用第一条命真诚地爱着我的每一个亲人，也爱着这个世界与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灵，包括那些卑微的人、弱小的蚂蚁、胆小的麻雀和麻木而又生机勃勃的一草一木。我用第二条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传统媒体，在日益物化的没有底线的浮躁不堪的随时都会爆裂的时代，想胜任这份工作有时候更需要良心、责任心和全身心地投入，我之所以一直没有放弃工作，完全靠着写作来生活，原因是在它的平台上不仅仅有自己的一个社会角色，也不仅仅是为了那份少得可怜的收入和少得可怜的虚荣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闻比起文学有着更直接更快速的普世功能，这么多年我有意无意中运用它的功能惠及了许许多多的人，多数是需要力量化解风雨的小草，也不乏一些需要掌声肯定的大树，这让我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让一个漂泊者得以安宁和踏实。我用第三条命虔诚地写作，可惜这条命没有白天，只有疲惫的夜晚猫为捕鼠在夜晚出没，我为写作也在夜晚出没，而且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我关掉灯，仅凭着电脑上磷火一样的荧光输入我所需要的文字，所以阳光很少照射得到我的文字，灯光有时候也照射不到我的文字，我的文字大部分是在漆黑的状态下进行的，它们像怀胎腹中的甚至是连夜赶路的人，带着无穷的喜悦、紧张、恐惧和想象。
据说，猫之所以有九条命，与它们善于爬高的本领有关。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上楼顶，又可以从高于自己几十倍的地方掉下来依然毫发无损，相对于人和其他动物而言它们的命就轻盈得多。那么我呢？我之所以是猫，同样取决于高于自己本身的东西那就是文学。一直以来，我把文学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尤其是在创作《后土寺》的时候，我始终在告诫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命不仅仅是用肉体做的，还应该是用一个个文字做的。再长寿的人，肉体都是会衰老的，都是会腐败的，灵魂都是会游离而去的，但是优秀的文字不一样，它们不像一把粮食，而像一把种子，你需要掌握好播种的季节，认真地把它们埋下去，埋在土里，然后为它们浇水施肥，再在另一个季节把它们收回来它们就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一代代读者的呼唤中，重新醒过来，达到永生。我不晓得我的文字是不是能够到达永生，但是并不影响我一直向高处攀爬，正如猫一样，它们都有恐高症，但是并不影响它们凭借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功夫向楼顶上蹿。
所以，整整三年，除非是凌晨下班和在外出差，每当大地由明转暗，在草草地吃完饭之后，我就痛苦地把自己切成三份，把第一条命和第二条命进行转换、交接和放下，让第三条命开始上场。每次在凌晨两三点，甚至是早晨，准备关上电脑的时候，眼睛模糊得已经看不清键盘，连关闭显示屏的力气都不够了，站起来的那一刻大脑往往一片空白，我明白那是昏迷，或者叫瞬间的死亡。每当死亡短暂来临的时候，我就使劲地锤自己的胸脯，揪自己的耳朵，掐自己的鼻子，用疼痛来刺激自己，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去，一旦倒下去也许就醒不过来了。我醒不过来是无所谓的，我心中的一群人怎么办呢？有好几次，我以感冒发烧为借口，说服自己可以慢慢来，早点上床休息，但是躺在床上，无论闭上眼睛还是进入梦里，陈先土、陈元和麦子这些活在我一个人的世界里的父亲或者孩子，他们不睡觉，也不离开，总有无穷无尽的话要和我说，总有无休无止的能量来和我纠缠，有时候在呼喊我，有时候在望着我，有时候在埋怨我，有时候在指引我，使我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不敢有一刻的安宁。他们像陈元接待的一群亲人，总怕没有安顿好他们，亏待了他们，委屈了他们，误解了他们，或者是误解了这个世界。
好在自己坚持下来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归宿好好活着是一种归宿，安然逝去也是一种不错的归宿。他们终于可以离开我，独立地活着或者死亡，我们不妨把这一天叫做生日，让我们记住它们的生日农历五月初二，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一天。
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元宵，每一个节日都是盛大的，都是值得我们击鼓相庆的好日子。但是我最喜欢的是端午，你要问为什么，我可以说出三条理由：第一，除了端午之外，所有的节日其实都是伤感的，都要给死去的亲人上坟烧纸，每次跪在他们坟前都有一股无名的悲伤，而且随着年龄越大时间越长，那些悲伤更加沉重，因为开始是怀念亲人和故乡，慢慢地，是怀念一去不返的时光，还有离死亡越来越近的自己。第二，端午，有一种说法是为了纪念屈原，虽然屈原也是需要纪念的，但是不需要像对待亲人那样凄切，纪念方式是挂艾草，吃粽子，赛龙舟，吟诗做对，还是非常浪漫的，甚至是积极向上的。说实话吧，这么多年，作为一个文人，我都是非常开心地度过端午节的，我愿意用任何一天来缅怀屈原，都不愿意在端午节去纪念屈原，原因是生命高于一切，无论你多么爱国，多么不得志，为什么不可以好好活着呢？只要活着，你就可以继续写诗，就还有希望，但是你偏偏自杀了，哪怕投进清凌凌的汨罗江而不是悬梁自缢或者剖腹自刎，都是绝对不值得赞成的。每当我碰到那些文人自杀，包括老舍走进太平湖，海子卧轨山海关，还有许多无名文人跳楼，我怀疑那是屈原留下的后遗症或者是遗传下来的基因。第三，端午临近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日子的到来，那就是我父亲的生日，这让我拥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节日，给这个沿续了两千年的风俗注入了新内涵。
父亲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二，而现在又是《后土寺》诞生的时间，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
在端午节前一个月，突然有人打电话问我陈先发是谁？我说是我父亲。对方说，那就对了，他说你是他儿子。打电话给我的是医生，他说父亲目前正在医院，根据检查的结果是患上了心肌梗塞，一生气，一激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在电话中告诉我，无非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做心脏搭桥手术，一种是药物治疗，但是父亲已经年龄太大，做心脏搭桥手术存在巨大风险，所以他们建议进行药物控制。接到电话之后，我可以说是泪流满面，立即推掉了所有的事务，订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在整个回家路上我一直是失眠的，一是担心父亲，二是担心我即将进入尾声的小说还能不能继续。当我回到丹凤县城，在医院见到父亲之后，我再一次吃惊地发现，是父亲冥冥之中在指引着我。父亲从来是不愿意进医院的，顶多是让村医开点药或者打点吊针，但是有一天早晨他感觉身体不舒服，于是糊里糊涂地锁上门，搭了一辆摩托车跑到了县医院很少进城的他在没有任何人的陪同下竟然找到了县医院。接到父亲生病的消息，姐姐也再三劝说我，父亲应该没有事情，大老远的如果工作忙，还是不用回去了。我打电话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没有说自己的病情，而是告诉我他想我了。果然，当我突然出现在医院，他一下子扯掉了氧气管，拔掉了针头，从床上坐了起来，似乎我就是他的药，如今药到病除了，照着两位姐姐的说法，病情突然好转了，脸色变得红润了，每顿能吃一大碗饭了，状态非常不错。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吵着要回家，理由并不出人意料，无非是几亩地等着下种。
我陪着父亲又住了几天，企图向父亲求证一些关于塔尔坪陈氏家族的故事，也许在我继续修改《后土寺》的时候用得着。可惜的是父亲听力严重障碍，表达能力急速下降，根本无法交流。正在这个时候，我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大堂兄，听到父亲生病住院的消息后，立即从武关那边的寺庙赶过来了。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是关于我们老太嗲的：由于我们的成份不好，老是受人欺负，当时的队长以改河修地为名，要求我们把老太嗲的坟从平地迁走，而且必须埋在山上。我们只好听从安排，把老太嗲的坟起出来，重新安葬在九龙山上。大堂兄说，哪里晓得一下子埋到了龙眼里，大冬天挖泥巴的时候，泥巴不仅没有上冻，而且从下边冒着热气。我说，假的吧？大堂兄说，怎么会是假的，老太嗲是我亲自背上去的，而且是我亲自挖坑埋下去的，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一房出了多少人才？你们一个个发展得多好？剩下我一个没有出息，还是土农民，但是我儿子已经当领导了。我说，老太嗲埋的那个地方，上边有一棵大树，下边有一眼泉水，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大堂兄说，再好的风水有什么用？还要有德性！没有德性的人你把他们的老祖先埋在那里试试！肯定就不灵了。我们陈家另外一房，他们的老太嗲死了，请风水先生选坟地，据说选在了龙头上，但是埋人的那天，有一条黑狗跑到厨房找东西吃，有一个后人拿起菜刀，砍了黑狗一刀，黑狗不偏不倚，竟然跑到那块坟地，朝着坟地流了一摊子血，他们的老太嗲埋在龙头上有什么用？后人照样全部败掉了。我说，这个是假的吧？大堂兄笑了笑，说真的假的不晓得，反正狗血是辟邪的，也是辟神的，如果后人有德性，给黑狗喂一根猪骨头，风水就不会被破掉了。
德性，多好的词啊！这恐怕是点化众生的最好的法术吧？
在《后土寺》里，陈先土在弥留之际，一会儿在地上抓了抓，一会在空中抓了抓，一会儿在陈元的腿上敲了敲，问他干什么的时候，他要么说在拔草，要么说在摘扁豆，要么说在破柴火。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些不可想象的细节，在这次住院中，在病床上，在睡梦中，都真实地发生在父亲的身上。我认为，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哪怕我们已经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还是永远离不开土地，又如陈先土的一句话，我不种地，那些地就荒掉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吃的东西总应该是有人种出来的，总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且无论是钢筋水泥还是机器武器，制造它们的材料一直追踪到底，不都是从土地里来的吧？于是我写了一首诗：
一只鸟向下叫归巢
一束光向下叫照耀
一滴水向下叫流淌
一道闪电，一阵雷鸣，一颗流星
还有粮食和美酒，白昼和黑夜
还有长翅膀的天使和驾云的仙女
以及它们的爱人、孩子和影子
都在向下再向下
无条件地接近大地
最后，没有谁能留在空中
留在白云间，留在树梢上
留在火焰中，留在浪花里
最后，万物都在返回
光返回是一把泥土
水返回是一把泥土
火返回是大树和小草
再返回是清风和明月
清风和明月再返回
还是一把把泥土
最后，都会和诸神一起
留在地下三尺的地方
所以《后土寺》的用意，就是提醒人们一切都来自于土地又归于土地，不要忘记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总有一块土地是属于你的，是值得你尊重的。不要忘本，尊重土地，尊重耕种土地的人，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德性吗？
听到不是道士胜似道士的大堂兄的一番话，我的头皮发麻，似乎有灵魂一下子附在那几个人物身上。于是在我返回上海之后，立即对那些即将成型的文字，再次做了一次系统的修订，这一次修订完成，我完全满意了，起码是安宁了。我不晓得这些被灵魂附体的人物能走多远，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的意识恢复了，慢慢地苏醒过来了，可以靠自己行走天下了。
我又问了大堂兄一个问题 ，我们给爷爷都不叫爷爷，而是叫嗲，嗲字到底是怎么写的？大堂兄说，我们一代代都这么叫，但是确实不晓得怎么写。最后我与大堂兄聊起了我们的院子，大堂兄担忧地说，那几间房子椽子烂了，瓦也碎掉了，一下雨就漏水。父亲一辈子都很在乎房子，明白我们聊的是房子，于是插话说，恐怕要倒了。我说，我给你重新盖几间新房子吧。父亲说，你能给我盖几间新房子我死也甘心了。大姐与大堂兄都说，盖新房子要花几十万，他马上八十岁了，我们也不可能回去了，已经没有必要了，还是给他修修吧。修房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出钱，由大姐具体请村上的人帮忙。
农历五月初一中午，大姐从塔尔坪打电话来说，全部买的新瓦，换的新椽子，在大家的帮忙下，房顶铺了瓦，地面铺了水泥，而且趁机用石灰把墙刷了一遍。父亲看到房子被修得那么好，第二天又是自己的生日，于是让大姐预备了烟酒，准备在院子里摆两桌子。父亲说，好几十年了，过生日都没有好好热闹热闹了。
农历五月初二清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当我为《后土寺》画上句号，关于电脑，关上窗子，用耳塞子塞住耳朵，窗外的世界立即消失了，那几个人也上路了，留下了几个冗长的背影。我面对着升起来的太阳，朝着一千多公里之外，对父亲说了一句生日快乐。当我欣慰地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我的爱人带着儿子从外边回来了，他们从市场上买回来一把艾草，正在用一根红色的绳子朝大门上挂。艾草上还有根，还在滴水，那么新鲜，在上海是不可能生长的。这让我怀疑，这些艾草来自塔尔坪，而且是我当年亲手采摘的当年端午节的前三天，也就是父亲生日当天，我会把牛放得远远的，把最肥美的艾草采摘回家，挂在我们家的大门上。一切都宛如眼前，一切似乎都刚刚过去，我还没有从童年走到中年，父亲没有从中年走向老年，陈氏家族也没有经历百年，似乎都在一瞬间就发生了。
我像一个分娩过后的母亲，身体的疼痛并没有过去，内心的喜悦也刚刚开始，那个躺在我身边的新生命从此自由了，它不需要再靠着胎盘生活了。我对它所具有的，只有牵挂，只有担忧，只有祝福。我想好好地睡一觉，然后起来前往玉佛寺，或者是干脆前往后土寺，几年前我许过一愿，如今大愿悉成，到了应该还愿的时候了。
愿上天保佑文学，愿大地保佑生灵。
二○一七年五月三十日
农历二○一七年五月初五，端午节
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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