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中立智库和保守主义智库是当今美国智库的两大主流。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其中的旗舰——传统基金会。相对于国人已经非常熟悉的中立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的实力和影响力毫不逊色，其浓重的政治化色彩看似新鲜，实则沉重。无论是美国的政治体系还是保守主义智库，都已深陷政治化旋涡，政治的清明、智库的理性，正面临*的挑战。
作者历时五年，遍访美国一线智库和政府部门，通过大量一手访谈和英文文献的梳理，深入挖掘美国智库与政治思潮、权力转换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试图从智库的维度透析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两大症结——两极化和民粹化——前者导致了五十年来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对立，后者如今则体现为茶党和特朗普现象的政治运动化，两者共同带来了对保守主义智库的需求，也刺激了保守主义智库日益严重的政治化。
王海明，法学博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担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评论员、研究员、社论委员会召集人，已出版《第二波》《变革二十年：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业嬗变》等著作。2003年创意并开始主持《21世纪北京圆桌》专栏，共组织450场圆桌讨论；2008年至今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2011年至2016年7月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6年7月起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2015年10月至今任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任北方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2017年6月起任北方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2016年3月至今任四十人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2016年6月至今任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副理事长；2016年7月至今任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2016年8月至今任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前 言／ I
第一章 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
一、传统基金会：思想有其结果／ 004
二、保守主义智库崛起：“思想市场”的平衡／ 016
访谈实录：传统基金会的政治逻辑／ 028
第二章 保守主义智库的历史契机
一、自由主义建制与文化内战的开始／ 040
二、保守主义的崛起及其政治胜利／ 053
访谈实录：传统基金会与保守主义运动／ 065
第三章 美国智库的政治化转型
一、从中立智库到意识形态智库／ 078
二、意识形态智库彻底的政治化／ 092
访谈实录：PIIE 何以成为顶尖中立智库／ 104
第四章 保守主义智库的“政治前途”
一、问题与主义：谁主沉浮？／ 119
二、特朗普时代：智库的前途？／ 131
访谈实录：布鲁金斯学会的核心价值观／ 140
第五章 美国智库的政治空间及其症结
一、美国政治体制的宏观结构／ 156
二、美国政治运作的微观变迁／ 165
三、民粹化、两极化与金元化挑战／ 173
附录一：美国智库与相关概念／ 190
附录二：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 201
参考文献／ 211
深度访谈的部分机构与名单／ 223
后 记／ 231
一、传统基金会：特朗普背后的特殊力量
2016 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世人为之震撼，随之而来的是对特朗普大旗下政策议题的关注。作为美国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很大程度上给人以保守主义的印象：反对奥巴马医改、减少政府管制、大幅度减税、加强移民监管等。同时，他也为保守主义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设置这些议题的过程中，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智库，特别是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起到了重要作用。
传统基金会可谓特朗普背后的一支特殊力量。之所以说特殊，一方面，传统基金会以智库的形态存在，又明显不同于华盛顿广泛存在的中立智库，它有着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其政治游说特点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它也远强势于华盛顿其他保守主义智库 —— 传统基金会可谓美国保守派的大本营，“试图为政治提供正确的方向”。总之，传统基金会旗帜鲜明且举足轻重。作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智库的旗舰，传统基金会对特朗普的支持明显体现在他赢得党内候选人之后。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传统基金会的支持又进一步：几乎为他的每一项政策“出谋划策”，从经济政策到最高法院法官提名，因而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的“影子转型团队”。
传统基金会的“影子转型团队”功能，突出体现在大法官的提名上。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最高法院的位置至关重要，大法官可谓“一言九鼎”，加之任职终身制的特殊安排，大法官的影响力往往可以持续二三十年而不受总统换届的影响，传统基金会著名法律专家埃德?米斯（Ed Meese）甚至认为，总统最能影响后世的权力在于挑选联邦法官。因此，传统基金会历来注重加强对司法机构的影响，守卫美国最高法院这个保守派非常看重的阵地。2016 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突然去世，新总统面临一次可以提名大法官的机遇，传统基金会立即展开研究，为特朗普开列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清单。最终，传统基金会协助特朗普提名并任命了保守主义法官尼尔?哥萨奇（Neil M. Gorsuch）作为最高法院法官，进一步巩固了保守派的优势地位。
传统基金会的另一大优势领域是设计政治理念和执政纲领。2014 年 6 月 6 日，传统基金会时任总裁吉姆?德敏特（JimDeMint）提出了利用奥巴马计划 —— 包括医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措施 —— 拯救美国的两步走策略：“在 2014 年，我们的任务是停止流血；在 2016 年，我们的任务是拯救国家”，前者的意思是停止资金流失，后者则是指通过选举让保守派重新掌权，进而采取相反的政策。此前，为了使国家重回正轨，传统基金会曾在 2013年发起一项名为“改造美国”（Reclaim America）的运动。特朗普在选举时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很大程度上响应了传统基金会的呼声。
实际上，以“拯救国家”为推动力，传统基金会早已炮制了相关的改革计划，并在特朗普当选后将这些计划交付给特朗普行政团队及国会中的保守派议员，让他们明白不存在不进行改革的理由。同时，传统基金会也为新政府绘制了一系列新的“蓝图”，由此完成第七期《领导人的职责》（Mandate for Leadership）。这一期《领导人的职责》是一本 70 多页的指导手册，提供了实施保守主义观点的具体步骤，为新政府建议了一个全盘的政策计划。传统基金会对它的会员表示，这本“新政府全盘政策计划”将协助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从第一天开始就做好充足的准备。
时针拨回到 1981 年，传统基金会首次发行《领导人的职责》即取得巨大成功，这部著作后来被誉为“里根革命的圣经”，传统基金会也借此一跃成为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保守主义智库。特朗普就任总统的政府交接过程，让传统基金会重温了当年为里根总统效力的感觉，其中的伏笔早在 2013 年就已经埋下。那一年，传统基金会聘请茶党旗手德敏特为总裁，因其民粹化倾向而颇受指责：“传统基金会如此支持茶党，以至于共和党内对其是否还是正统的保守主义产生了疑问。” 这种争议反而为传统基金会与特朗普之间架起了桥梁。特朗普选择德敏特的茶党“战友”、传统基金会的迈克?彭斯（Mike Pence）作为竞选搭档，也正是抓住了保守主义民粹化的历史趋势。
传统基金会又一次发挥作用的一个明显证明是，特朗普新出台的财政预算方案与传统基金会 2016年最新版《领导人的职责》十分相似：均取消了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减少了对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资助，并停止了对法律服务委员会、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赞助，等等。事后，传统基金会发表文章，赞扬总统的新预算方案，支持总统削减冗余的行政经费，并建议特朗普进一步提高军费开支。相对于以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e）为代表的中立智库，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智库影响力似乎更为强大。那么，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如何兴起 , 又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了政治的深处？在保守主义智库兴起的过程中，美国政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基于美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保守主义智库的前景如何？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要追溯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美国。
二、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从 1973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比较而言，世界各国智库中数量之多、影响力之大，非美国莫属。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6年 1 月发布的《2015 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统计，2015 年全球 6846 个智库当中有 1835 个来自美国，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中国（435 个）和排名第三的英国（288 个），而且美国智库占据了全球排名前十位中的六个，分别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和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在美国，智库在政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以至于有论者将智库称为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
美国智库对于政治的巨大影响，尤其体现在意识形态智库之中，其中的典型就是传统基金会。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经说道：“毫无疑问，传统基金会是在国家的思想论战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保守派组织，不仅在华盛顿具有巨大影响，其威力简直遍及全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数量还是政治影响力来讲，无论从所获得的社会捐助的规模还是公众的关注程度而言，具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倾向的智库在美国华盛顿地区都远远超过自由主义或者进步主义倾向的智库。对于这种保守主义智库在美国政治体系内迅速发展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现象，本书拟聚焦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段专门分析。
本书将以传统基金会的成立为切入点，重点分析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兴起的缘由及其在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1980 年至 1988 年）和保守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之所以如此聚焦，是因为历史地讲，虽然一般认为美国智库起源于 1916 年成立的布鲁金斯学会，但是智库以研究产品为基础主动去影响政策和政治体系的历史却是非常短的，1973 年成立的传统基金会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代表。笔者认为，传统基金会与众不同的关键在于其政治化特征。尽管“政治化”在传统基金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却足以成为分析这家智库乃至理解美国意识形态智库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美国保守主义智库政治化的起点，就在传统基金会诞生之时。1973 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长达 100年的生产率高速增长时期，资本投入、人力投入、产出等多种要素都快速增长，并在 1928 年至 1950 年达到高峰。“百年盛世”之后，从 1973 年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开始趋势性放缓，与 1960年至 1973 年相比，1973 年至 1979 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相当于下降了 45%）。1973 年，美国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严重的滞胀危机，加之能源危机爆发、侵越
战争惨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等一系列事件的触动，美国人对之前的价值体系产生了统性反思，经济的变化也伴随了思潮、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一系列变化。
思潮上的变化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个耐人寻味的重大现象：保守主义运动（Conservative movement）或者保守主义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保守主义运动着力攻击 20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新政自由主义，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运动肯定社会文化中“沉默的大多数”（the silent majority）所信赖的价值观，反对性自由、堕胎、同性恋乃至于吸毒等新潮的权利和自由。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融合主义”（fusionism）出现，保守主义思潮各派由此找到一个“哲学上的集合点”，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演变为政治上实实在在的实践。其间，政治上的变化令人叹为观止：共和党经历了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竞选的失败和里根革命的巨大成功；美国政治完成了从左派主导到右派主导的巨大转变，并逐渐走向两极化。
美国两极化政治的发展为意识形态智库的兴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和政策产品需求。尤其在里根革命时期，保守主义智库的发展获得了历史难得的发展契机，成为美国政治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基金会则进一步站到了保守主义运动的中央。
思潮和政治权力的演变为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契机，保守主义智库自身的发展又有其内在的政治化逻辑。本书立足历史和政治的视角观察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可以更好地分析保守主义智库产生作用的内在逻辑，理解其走向彻底政治化的必然，也有助于理解美国政治两极化和民粹化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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