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_张宇燕高程_9787508667317

　　把历史的时钟拨回16世纪至18世纪，西欧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实力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说还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故事的神话色彩在历代学者卷帙浩繁的研究中愈发浓重，而这本小书只强调一条简单的线索，即西方突飞猛进的发展源于一种偶然因素：美洲金银。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巨量金银被开采、掠夺并贩运回西欧，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重新分配，获利zui多的资产阶级得以壮大到与世袭贵族阶层分庭抗礼并跃升为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从而为打破制度的均衡状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挖掘西方兴起的历史起源，本书作者的真正目的在于把西欧与同期在制度创新上停滞的中国进行对比，甚至更进一步，在于当下的中国如何实现制度创新。

　　再版序言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出版至今已有12年了。当年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想对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的观点做些补充。诺斯和托马斯得出结论说，西方世界尤其是英国与荷兰在18和19世纪的经济快速增长，根植于“光荣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后逐步确立起来的一整套有利于新兴阶级壮大的制度安排；反过来新兴阶级的壮大又强化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权力。（在该书的结尾，诺斯和托马斯还特别提到，其实他们的主要论点马克思早就说过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未超越马克思，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他们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作为制度经济学支柱之一的新经济史理论的奠基者，诺斯和他的同事40年前得出的基本命题，即制度决定长期增长，在今天仍然被密集地讨论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最近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被看作是诺斯命题的一种延续，一种精致化。
　　如果接受“制度决定长期增长”这一命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英国“光荣革命”发生在1688年，而不是1588年或1788年，抑或更早些或更晚些。当年的诺斯和托马斯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时间点”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提出命题。作为后来人，追问“时间点”便多少成为了一种学术责任。我们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去查阅文献，寻找新兴阶级在那个历史时段得以产生、生长、壮大的条件。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一个堪比“光荣革命”的历史事件，同样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即伴随着巨量金银的开采、掠夺并贩运回西欧，一个新兴阶级或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一方面使旧贵族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又时刻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西欧各王室政权对财富的贪婪构成了其财产的最大威胁。借助对美洲金银与新兴阶级的壮大和其集体行动的形成之间关系的说明，我们力求对“光荣革命”爆发的“时间点”问题做出解释。顺带说一句，在此把“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打上引号，是因为“发现”一词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或殖民主义含义。难道美洲以及印第安人是被欧洲人“发现”的吗？
　　除了用货币财富与新阶级产生来解释重大制度变迁外，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派生的，同时也是非常关键的制度经济学命题：制度安排中的产权保护固然重要，但对社会中不同群体财产的保护强度至少也同等重要。中世纪的西欧封建王国同样是保护产权的，但保护的重点是自身和贵族的财产。封建贵族阶级在那个时代恰恰是最保守的集团，甚至不择手段地攫取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光荣革命”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它歧视性地给予新兴阶级的财产权以严格保护，而后者在当时用马克思的话说恰好是“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阶级。市场规模的扩大帮助他们消除了王权对财产的威胁，接下来他们又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其追逐财富的野心，工业革命兴起的制度基础因此得以奠定，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便由此开始。在后来的发展演进中，由于自身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又相继遇到一系列重大危机，几次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如今更是步履蹒跚、前途未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尽管我们引用了一些历史证据，但整体来看，这本篇幅不长的书给出的还只是一个分析框架和逻辑线索，提出的也只是一个理论命题。一定会有读者以为，像西方世界兴起这样的重大历史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复杂的或多重的，任何单一化的理论解释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这类批评确实有一定道理，并且还可以得到一些经验上的支持。但问题在于，历史事实和理论架构之间存在差距是一种常态。最准确的地图是1：1的地图，可谁又整天带着这样的地图出行呢？地图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通过省却大量不必要的信息，突出了人们最需要最关注的信息。理论亦如此。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确定少数几个关键变量并说明它们之间的稳定的或带有规律性的关系，并依此对现实世界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这便是理论的基本功能。我们写作本书的目标或野心，即在于给出一个关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更为完备同时也尽量简洁的分析框架与基本命题。时隔12年再看这本著作，可以说我们的目标大致实现了。
　　本书出版后我们听到了一些反馈，其中包括许多批评。严肃的批评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也考虑过对原版书进行订正、补充和完善，但最后还是决定在再版时不做修改。书籍有时就像孩子，一旦出生便有自己的命运。让读者了解12年前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也是再版原书的一个理由。书店售罄的同时，又经常遇到朋友、同事或学生询问如何找到此书，则是再版此书的直接原因。据说在网上本书的拍卖价格过百，这多少让人感到不安，因为我们实在是拿不准如此的高价是否真正物有所值。此外，此书的姊妹篇《初始制度与东方世界的停滞》也将于近期出版。在后一本书中，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同时代的晚明中国，那时中国虽然也输入了巨量的白银并且催生了一批富商，但却“错过了”经济起飞的机遇。为了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我们提炼出了“王亚南－费孝通命题”，并以此为硬核构建起了一个理论模型。再版此书也是为了让读者方便地比照着阅读这两本小书。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王文婷编辑。从续签出版合同，到封面装帧，再到版式设计，她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没有她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顺利再版的。当然，我们在此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这不仅因为它决定重印本书，也因为最近一些年它在出版严肃学术著作上所做的杰出贡献。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中信出版社的宏大志向增添一份光荣。
　　张宇燕
　　201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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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欧洲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在发现美洲这一意外“宝藏”后，为了防止已经到手（或即将到手）的美洲金银财富外流，西班牙君主一方面制定了严刑酷法，另一方面在其美洲殖民地实行贸易垄断，以使殖民地出产的物品专属西班牙，且只有西班牙才能向殖民地直接输出商品。这样一来，那些经济上占有一定分量的西欧诸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与“吝啬的”的西班牙争夺（以及彼此间争夺）来自美洲的金银。在觊觎西班牙的金银的同时，欧洲其他国家“聪明的”商人们很快摸清了把这些金银据为己有的“门道”。
　　对于那些国家的商人而言，获得美洲贵金属的最“正当”途径，是通过塞维利亚和安特卫普等中介城市同西班牙进行贸易。西班牙当时面临这样的处境：为满足本土及其美洲殖民地的需求，它不得不依赖西欧其他国家贸易品的进口。西班牙在肉类、小麦，特别是衣料等工业制成品方面无法自给自足，而食盐、羊毛和油脂的出口又远不足以补偿它为自己和“饥饿的”殖民地所进口的商品。贸易逆差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使西班牙获取的美洲财富分流到西欧各个市场。随着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商品的大批流入，西班牙在美洲得到的贵金属如同涟漪般扩散开来。整个西属美洲殖民地所消费的外来物资中，只有1/20是由西班牙生产的，其他部分几乎全部由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提供。难怪当时有人评论说，一国对于西班牙的贸易越繁荣，贸易本身就会将越多的巨额金银带到那个国度去。
　　直接打入美洲市场的走私贸易，是西欧商人们获得美洲金银的另一种手段。当时的法国商人经常使用假商标来伪造西班牙商品，直接参与在名义上被西班牙垄断了的大西洋贸易。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也“不甘示弱”，他们甚至直接冒充西班牙商人将商品拿到美洲销售。而且，这些西欧大商人们在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大都能够找寻到自己的西班牙“亲友”。这些所谓的“亲友”专门负责在货船证书和发货单上签名，并主动向西班牙海关申报，证明这些商品是他们自己运往殖民地的。此类现象在16世纪出现后，一致持续了两个世纪。直至18世纪初，西班牙人始终都在扮演着外国人的委托交易商的角色。据库利舍尔的统计，菲利普二世时期（1555－1598），美洲殖民地进口的商品中有9/10都来自它与西班牙以外的西欧国家之间的直接贸易。法国打头，英国和荷兰紧随其后，走私贸易在17世纪形成了自己“独自的政治体系”。
　　除了贸易途径外，西班牙在金融渠道中流失的金银货币量也不可小觑。运到塞维利亚交易所的贵金属迅速疏散到西欧主要的金融市场。这些不定期的舶来金银，通过贷款和汇兑等方式绵延不断地外流。安特卫普成为16世纪西欧金融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和“超级货币市场”，而频繁的商业金融活动使大量美洲金银落户该城市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特别是伊丽莎白时期（1558－1603）的英国，都通过安特卫普和塞维利亚等金融中心城市参与新世界金银的分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成功的金融家或一个有产阶级应运而生了。
　　为了让西班牙人手中的美洲财富更多地落入自己腰包，西欧商人们所采取的第四个“高招”最绝也最狠，那就是直接、干脆地进行海盗掠夺。16世纪的海盗活动通常与商人间正常的商业活动密切相连。海商与海盗往往是一对联体儿，其间并无分明的界限。马克思曾精辟地总结道：“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 直接从事海上掠夺不必支付任何开采成本，甚至连商品输出都“省”了。虽然难免遭受西班牙王权的军事“打击报复”，但从总体上看，海盗掠夺明显是收益大于损失。
　　当时，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海盗驰骋于各大洋，窥视和追逐西班牙、葡萄牙的远洋货船和满载金银的船只，并不时袭击其殖民地的港口。海上掠夺通常是在各该国王权明许或暗示下进行的，并成为美洲金银在西欧实现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西欧各国王室或政府为了维护和争夺海上霸权和增加国库收入，竞相公开支持本国海盗商人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船的掠夺活动，同时尽力保护本国商船免于遭受他国海盗的劫掠。1523年法国海盗比·弗洛林在亚速尔群岛拦劫了两艘满载美洲金银的西班牙货船。当查理五世（1519－1558年在位）向弗朗西斯一世提出抗议时，这位法国国王不屑一顾地回答道：“请您给我看看，在圣经上哪处地方是把那边的一切都分派给您陛下的呢？” 被荷兰政府授予特权的麦哲伦海峡公司，便公开以海盗掠夺作为主要目的，而荷兰西印度公司更明目张胆地设立了走私贸易与海盗掠夺两个业务部门。英国的海盗活动由于深受国王的纵容、支持和资助，所以最为猖獗。海盗们不但经常拦截途经英吉利海峡前往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商船，而且还坐镇加那利群岛，持续在大西洋上巡航以等待来自美洲、满载金银而归的西班牙“银船”，并趁机劫掠。伊丽莎白女王本人甚至也公开投资这类海盗活动，分取大量虏获物。女王的亲自参与使一些私掠巡航上升为一种专业性颇强，且具有准官方性质的组织化活动。劫掠通常带有官方的指令，采用联合参股的方式筹集资金，最后按投资比例瓜分“战利品”。商人阶级作为其中十分重要和活跃的投资者，获利甚多。令同时代西班牙商人“谈虎色变”的传奇海盗德雷克，其数次出航均是以女王的海军将领的身份来指挥船队的。其中1577年到1580年的几次劫夺活动，仅集资了5000镑，最终掠夺的财宝价值竟多达470万镑！在西班牙国王强烈抗议英国海盗洗劫其商船与殖民地之际，英国女王不但授予德雷克和另一位海盗头目霍金斯以爵士头衔与海军将领称号，而且在那次震惊欧洲的环球海盗航行之前，女王还郑重宣布：“谁要是把德雷克准备在1577年进行远征的事泄露给西班牙国王的话，就砍谁的头。”在德雷克成功抢劫了巨额金银财宝返航后，她又亲自登船，为之举行隆重的授职仪式，并分享了至少263 790英镑的赃物。当然，海盗活动最惯常采用的方式还是商人们在贸易航行的往返途中伺机进行劫掠。伦敦商人们乐此不疲，其中的很多人身兼商人和海盗的双重身份。这种无须事先筹集资本的私掠方式，也使商人阶级获得了数额可观的美洲财富。拉布估算，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18年，海盗掠夺的年平均所得约为15万镑，总共夺得270万镑左右。
　　美洲金银通过上述途径流入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商人手中，最后只留给“可怜的”西班牙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哀叹自己从西印度群岛“经过长距离的、长时期的和危险的航行之后带回的它所获得的一切，以及他们用鲜血和劳动收获的一切，都被外国人毫不费力地和舒舒服服地运到他们本国去了”。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拉蒙·卡兰多不禁生出这样一番感慨：“西班牙就像一张嘴，填进食物、咀嚼食物，仅仅为了把它送进别的器官，除了经过的气味和偶尔粘在牙齿上的一点碎屑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西班牙人似乎只是成功地为“养在深闺”的美洲财宝做了一次嫁衣——而真正凭借这桩婚姻“飞黄腾达”的男主角却是以英国为主的西欧其他国家的商人阶级。
　　虽然把贵金属和其他商品带回本国存在着风险，但对于一个幸运的商人来说，百分之一千甚至更高的回报率并不罕见。当时，西欧主要国家的大商人，特别是那些大批发商、贸易公司的大股东、金融业主、交易所的经纪人们可谓腰缠万贯，人人称羡。商人的事业和社会地位蒸蒸日上。到了17世纪，英国商人已开始收绅士子弟为学徒。那种视经商为下等职业、牟利为不道德之举的经院说教，已经被视为迂腐之言而不再为人们提及。托马斯·孟甚至称商人为“国家最好、最有益的成员”，认为其理应“受到一切优渥”。其中英国的情况最具代表性。根据塞拉普提供的数据，15世纪初，伦敦商人的中等富裕标准是动产300镑左右。但时至16世纪50到70年代间，一个伦敦商人死时留下动产3000镑以上已经不算什么稀罕事了。根据乔丹的估算，伊丽莎白时代伦敦商人平均拥有7780镑的动产。即便考虑到16世纪价格上涨的影响，西欧商人所拥有的平均动产价值也是15世纪中等富裕商人的10多倍。当时的作家托马斯·威尔逊（约1560－1629）做了如下描述：“伦敦有的商人财富多达10万镑，那些不足5万镑的就不能算是富有。” 倘若再将不动产的价值也估算在内，则整个商人阶级的财富数额更为可观。不仅如此，这种财富积累速度日益加快。
　　大量美洲金银的意外供给在16世纪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价格革命”。这场“革命”首先在西班牙爆发，随后波及西欧主要国家。就欧洲物价总水平而言，1600年比1500年增长了2－3倍。16世纪末西班牙物价比该世纪初上涨了4.2倍。在此之后，黄金和白银通过贸易和走私等渠道流入邻国，英、法、荷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出现了价格波动。其中法国物价指数比世纪初高2.2倍，英国高2.6倍，荷兰的主要城市高3倍，阿尔萨斯、意大利和瑞典高将近2倍。按现代价格指数标准，这只是一种温和的通货膨胀，根本不配叫什么“价格革命”。但在贵金属通货时代，价格结构通常是高度稳定的。根据布朗和霍普金斯的生活物价指数，14世纪初到15世纪末，欧洲物价总水平基本保持不变。对于长期享受价格“超稳定”的欧洲人来说，如此的物价上涨幅度足以引起广泛的社会动荡。博丁（又译作博丹）是第一个明确指出这种因果关系的学者。他认为金银的丰足是当时导致物价上涨的“主要且几乎是唯一的原因”。这一结论不但得到了大量经验的证实，更为后来的货币数量理论所充分证明。
　　“价格革命”的深远后果之一，在于进一步分化了西欧各国的原有财富和新增财富所有者阶级。在整个“价格革命”过程中，商人集团仍是最受眷顾的群体。一方面，西班牙的价格革命在时间上要早于欧洲他国，且程度也要激烈得多。剧烈的通货膨胀使其国内物品相对他国而言更为昂贵。英、法、荷兰等国的商人们通过向西班牙市场提供商品和劳务，以更加低廉的成本获得了大量的贵金属。另一方面，由于物价脱离了生产成本的约束，从而使那些依靠生产和销售货物以牟利的阶级获得了额外利润。随着通货膨胀时间的持续和程度的加深，西欧社会的原有均衡发生了变化：土地所有者和那些靠工资为生的人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而他们所损失的财富则流向商人和企业主们的口袋。这也就是所谓的“利润膨胀”。这种状况在西欧主要国家一直持续到18世纪。
　　几家欢喜几家愁。随着大量美洲金银的涌入，那些按照传统方式依靠固定货币地租收入而“坐享其成”的旧贵族阶级，日子却愈发难过了。价格革命使一般产品价格上涨；但在租约期内，贵族地主却只能按照协议上的既定数额收取地租。那个时代的地租期限往往很长，有的甚至长达一个世纪。这意味着贵族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随着物价上涨随时对地租进行调整。物价上涨和地租黏性使得旧式土地显贵的实际收入锐减。这个时期的基本态势是：贵族地主和旧式家族相对没落，一部分人开始入不敷出、变卖地产；另一部分贵族则逐渐被资产阶级化； “贫穷贵族”“无产贵族”频频出现构成了一幕幕颇具戏剧性的场景。根据斯通的统计，1558年12月，63户大贵族共占有3390个庄园，平均每户占有54个；1602年时，57户大贵族共占有庄园2220个，平均占有数量降到39个；到了斯图亚特时期，情况继续恶化，121个上院大贵族共占有庄园3080个，平均每户仅占25个。从1559年到1620年，英国占有40座庄园以上的土地显贵由原来的39家锐减至19家。 1600年时，大约2/3的英国旧贵族在财政上不仅入不敷出，甚至濒临破产。斯通认为，到都铎王朝（1485－1603）末期，由旧贵族组成的上层结构似乎已接近解体的边缘。在美洲金银流入后的几个世纪中，法国贵族也在不断贫困化。1750年，一位法国总督对他的继任者说：“这个地方的贵族非常贫穷。同他们过去的境遇相比，他们受到莫大的侮辱。”一位法国贵族成员在1755年不禁感叹道：“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就在贵族家道败落和权力丧失的同时，商人阶级开始集中财富并靠近统治者。他们在旧贵族的“废墟上崛起”，并呈现咄咄逼人之势。法国旧贵族阶级经历了双重失败：他们变得“绝对地和相对地虚弱”。旧贵族阶级逐渐贫困化的现象，在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可见，美洲贵金属的注入虽然在总量上增加了欧洲国家的财富积累，但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实现在社会各个阶级间的平均分配。蛋糕虽然做大了，结果却并非“皆大欢喜”。富者弥富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展现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侧面。马克思对由此引起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极为关注。而我们这里更关心的是有产阶级内部的损益及后果：旧贵族阶级昔日的荣耀不再，而商人阶级作为新的利益集团“异军突起”了。托马斯·威尔逊在16世纪末期这样写道：“一些人（旧贵族）一天天衰落下去，另一些人（新兴商人阶级）按照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发展起来。” 历史学家肖尼讲的一段话可谓真知灼见。数量空前的美洲金银的突然涌入“促进和加快了规模无法估量的社会大变动：商人和金融资产阶级富裕起来，上升到王公贵族的地位，……像寄生虫一样靠剥削才能维持自己地位和荣耀的贵族一天天腐朽衰败”。
　　美洲金银供给的增加在西欧货币史上引起的争论激烈而庞杂，其中最为抢眼的理论自然是货币数量论。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价格革命”的起因和通过国际收支效应完成的传递范围与速度，以及对美洲金银间歇式流入与价格波动水平和方向等问题的解释。由此引出的论题包括金银数量、流通速度、市场化（国民收入中交易量的增长）、伴随人口增长而来的城市化、分工与专业化。毋庸讳言，尤其是在贵金属铸币时代，货币数量论在处理历史的短期问题时无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分工深化，在回答价格长期波动问题时均有相当的功效。不过我们还是认为，美洲金银对于西欧更重大的意义，则在于它作为初始动力在长期中改变了财富分配状况和阶级结构，从而为打破制度的均衡状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避围绕货币数量论的种种争议和纠缠，有助于我们把目光放在制度变迁对西欧市场化（货币化）、城市化的促进之上。归根结底，实现这一制度转换的前提，是新兴商人阶级和现代国家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并扮演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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