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农村研究（第三辑）_付少平_9787520319614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关中农村研究（第三辑）》以2016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固定观测点研究项目为依托，以关中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线，探讨关中农村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焦点问题。具体主题包括：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自治单位的关系诠释；从家庭到社区：农村养老变迁的逻辑选择；论关中农民的“家系认同”；咸阳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困难与对策研究；游客体验视域下古村落旅游发展研究；陕西靖边农村观测报告；武功金仙观十月游船庙会的民俗学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后的特色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模式和竞争力提升；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问题与对策等。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与5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聚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美丽校园里，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和经验探讨。重视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心议题，因为青年学者是中国社会学的希望。在这里，我要感谢青年学者的踊跃参与。也要特别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领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全体师生和我们基金会一起主办这次“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
　　上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刚刚举办了建校80周年暨合校15周年的庆祝活动。80年的风雨，80年的沧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所国家重点建设的“985”“211”序列的农业院校，服务三农发展，也应该成为学校各文科院系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人文学院刚刚改名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校还将农村社会发展确定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科建设的两个主要方向之一，说明学校非常重视中国农村研究，重视农村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已经组织中青年教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通过中心编辑的小册子，可以看到，学院里的这批青年人非常活跃．短短三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批年轻人希望能够在学校、学院的扶持下，打造农村社会研究的关中学派，抱负很高，热情也高，还很有勇气。
　　在中国社会学会今年7月召开的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我就作了《学会、学派、学术》的致辞。我在致辞中指出，学派是学术发展的最实质性的平台。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以至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虽然起点不算高，但是中心的老师们从一开始就有心要做成一个学派，确实不容易，应该得到肯定、鼓励和支持。
　　围绕这个问题，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讲三点意思。
　　首先，为什么要做学派，做什么样的学派。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关中地区的历史名人，关学创始人，也是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横渠先生——张载。早在北宋时期，他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为学之道，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四句话，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什么要做学派，做一个什么样的学派，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可以从中汲取理论资源。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中，经济快速发展，总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社会更在加速转型，这是我们所处的大背景。民族的崛起，社会的转型为社会学学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目前，中央提出要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这就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好机会。然而，中国学术要有话语权，就需要不断深化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发出我们的声音，营造学术生长的空间。照搬西方的理论是不能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的，必须要靠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学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派，又必须回应时代需求，在扎根中国改革经验、阐释中国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

　　《关中农村研究（第三辑）》：
　　祭祀活动使家庭关系从“现实世界”延伸到“神秘世界”，在保障“家系”连续性的同时，增强了家系的“神圣性”。这与南方宗族地区的“祖先崇拜”有所区别。祖先崇拜以祠堂、家谱、祖坟山为载体，形成了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活动。关中农村并没有宗族意义上的祖先概念，超过五代就不再纪念。2011年，笔者在关中兴平农村调研，当问访谈对象FZS是否信祖先时，他反问道：“什么叫信祖先？祖先怎么信？应该是忘不忘，思念不思念，而不是信不信！”①
　　信祖先与思念祖先的主要区别在于：“信祖先”建立在宗族文化中的“世系”观念基础之上，自己是“祖先一子孙”序列中的一环，观念中存在一个“形而上”的祖先概念，是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祖先想象与崇拜；而“思念祖先”建立在“家系”观念基础之上，五服之内的祭祀关系是现实生活的延续，依靠活人的记忆和情感来表达对祖先的纪念。从祭祀过程来说，宗族地区具有较强的组织性，而关中地区很少有以宗族为单位的集体行动，“清明”“过年”等节日中祭拜行为主要是家系的职责。
　　以家系为单位的祭祀行动，再生产出来的并不是宗族观念，而是家系观念。如上所说，祭祀活动使家庭继替呈现出更多的文化连续性——在观念和行动上，并未超出家族的范围——这种连续性的核心是代际责任。
　　“代际责任”的转折点是“分家”。分家过程中涉及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兄弟关系指向“分”，形成家庭的分裂；父子关系指向“传”，表现为“子家庭”对“父家庭”的继承和接续。多子家庭继替过程中，存在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之间的张力。
　　与华北家庭相比，关中农村家庭继替中子家庭的独立性倾向一定程度上能够受到父权的抑制并得以延缓。学界通常将“系列分家”和“一次分家”作为衡量父权强弱的标志。其中系列分家（又称多次分家）意味着父权较弱，不能控制儿子婚后的离心倾向，小家庭利益凸显，力求挣脱大家庭束缚而独立。一次性分家则需要强大的父权做保障，在一定阶段内形成联合家庭的结构。陶自祥在华北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村普遍实行系列分家，父权较弱。而在关中农村，虽然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是主要家庭结构类型，但是依然有“联合家庭”存在的空间，家长尽量阻止儿子婚后的分家倾向，力图在所有儿子结婚后再一次性分家。
　　多子家庭中的联合家庭仅是一种过渡型结构，其根本目的是举全家之力完成父亲的责任。诸子成家后的分家就成为顺其自然的事情。分家后，兄弟关系将发生较大变化。从“同吃一锅饭”到“各过各的日子”。之前属于同一个家系；如今他们分属不同家系，且这种“分”将一直持续下去。
　　（二）兄弟关系
　　关中有句俗语叫“兄弟是仇人”。S村调研时，访谈员让访谈对象自己介绍本组家庭中兄弟关系状况。一组组长WZC认为本组100户家庭中，兄弟不讲话或很少来往的有8户。四组组长YZK认为本组50户家庭中，兄弟不讲话或很少来往的有7户。虽然只是粗略统计，但基本能够反映当地人对兄弟关系状况的认知和评价。访谈员具体询问兄弟关系不好的具体原因时，无外乎是因为分家、建房、土地、养老、丧葬等事项方面因为利益问题发生纠纷。
　　中国人将兄弟关系比作手足，“原本是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又不得不承认有分……兄弟在思及父亲的范围内是一体，在虑及各自的妻和子时便产生了对立的关系”①。从“手足关系”到“对立关系”，其变化主要从兄弟成家立业开始。一旦兄弟每人从原有家系“分家立户”，也就拥有了自己小家的利益，兄弟关系的重心已经从“血缘关系”变为“家庭关系”。
　　分家后，兄弟关系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兄弟关系之所以难处理，就是因为有着极大的张力。一方面，他们因为具有极亲密的血缘关系，情同手足；另一方面，他们围绕着老人养老、日常交往方面，比邻里和乡亲有着更多的瓜葛。正是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中，表现着兄弟家系之间的矛盾。待日后父母去世，那么兄弟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变少，关系反而容易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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