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邓小平逝世15周年、“南方谈话”20周年，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历史地再现他在上海的革命生涯和崇高风范，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此书。本书以邓小平在上海的活动为线索，全面记述邓小平从上海出发投身革命、解放并接管上海以及建国后，数十次亲临上海，对上海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关系和指导。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这本《邓小平在上海》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烈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百程重点图书之一。本书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仅记述了邓小平早年在上海投身革命活动和领导解放上海的革命历程，而且全面反映了邓小平在建国后作为党的 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高度关注和悉心指导，推动了上海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
为推动上海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市委提出了在上海建设仪表电讯、航天等新兴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的设想，这些设想得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和国务院各部委的关心和支持。
1959年，邓小平、李富春率领中央各委办主任和各部部长10余人来到上海，指导上海制定远景发展规划，确定上海今后的发展方向和主要发展目标。
在讨论中，当时担任机械工业部部长的赵尔陆在讨论关于机电、仪表、电讯方面的规划时，对上海市委提出的发展电子仪表工业的主张十分支持。他认为上海的工业建设应有利于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要加速发展仪表电讯工业。
这一设想很快就得到了邓小平的积极支持。据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任局长肖卡的回忆，当时邓小平在听取了上海关于机电、仪表方面规划的汇报后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他还特别要求上海要搞就要搞大的，搞小的不合算。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上海在仪表电讯方面原有的基础和优势，加强对上海的投资，建设一批有全国影响的重大项目，产量太小、厂的规模太小了不合算。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支持下，上海于1959年12月底正式成立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并对现有的工业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组合，推动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基地的建设。
一方面，根据当时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存在的规模小、分布分散等不足，市委利用国家投资的4000余万元，按照产品种类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裁并、改建和扩建，在漕河泾、嘉定等地迁建了上海分析仪器厂、上海合金厂、上海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等20多家大型骨干企业。
另一方面，上海从原先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工业中抽调出五洲固本肥皂厂、华成烟草公司、上海玩具二厂（原大东南烟厂）、梅林食品厂、永安第三棉纱厂、申新第二棉纱厂等一批企业“连人带马”地改行发展仪电工业。利用这些大型企业的厂房、设备和职工，上海仅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组建起了上海无线电一厂、二厂、三厂、四厂、八厂、九厂等10家骨干企业。 经过5年多时问的努力，到60年代中期，精密锰铜合金材料、收讯放大管、自动控制微电机等一大批基础性新产品相继问世，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基地初步形成，这不仅使上海的工业结构明显改善，填补了不少空缺，还为上海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上海航天基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体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上海的关注。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于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指原子弹和导弹）。”此后，党中央开始积极推动火箭、导弹、核武器等国防尖端工业的发展。
在积极推动国防尖端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对上海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中央提出，上海可以充分利用较好的民用工业基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地发展国防需要的尖端工业，建设导弹研制基地，并将研制我国首枚液体探空火箭的重任交给了上海。
为此，中央于1958年8月筹建了以研制探空火箭为主要任务的1001设计院，并于同年11月将该设计院南迁至上海，更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钱学森、钱三强等科学家也先后来到上海，作“火箭技术和航空”、“原子能问题”的重要报告，进一步推动上海的尖端科学技术研究。
与此同时，中央也时刻关心着我国首枚液体探空火箭的研制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曾先后来到上海航天基地视察指导导弹和火箭的科研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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