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在香港从事文化活动超过半个世纪的罗孚，邀约二十多位香港作家，写下他们怀念中的人和事，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且都是名家写名家，不作虚构，但在表现的方式上，个别可能像小说，原则上还是实事求是的写实。
有些东西原来都存在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令人遗忘，但也是时间提醒我们记住历史，令我们有了记忆。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柳苏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论、诗词等。著有《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正文之前的闲话
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 in Hong Kong，货真价实。
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嘢”！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价实”又从何说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贡献。”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等。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香港学”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制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香港为何这样香？”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黄标熊、梁秩秋编著的一本书名），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记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国内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
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 in Hong 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远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完成其名山事业。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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