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暮春的一天，两名保安人员护送一台体积很小的自动仪从太原乘火车到北京，这台自动仪是氢弹的重要部件，装在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放在行李架上，两名保安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手提包。旅途中只有一个说话带女腔的男子在行李架上放过行李，很快就下车了，没有其他情况。
万万没有想到，车到北京，手提包依旧，而里面的自动仪却不见了！经公安部门鉴定，这个手提包已不是原来的那只，只不过完全一模一样罢了。
这三个舞女的姓名是：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她们的情况分别如下——
时春萍，34岁，浙江宁波人氏，原是上海“逍遥厅”舞女，1941年1月与一北方来沪经商的李姓男子在跳舞时相识，不久即坠人情网而正式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侦查员访问“逍遥厅”老板时询问李姓男子的容貌长相，老板说他没有见过此人，只听说是一个个子不高但模样英俊、处世相当机灵的生意人，据说婚后仍旧去北方经商，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回沪跟时春萍同居。时春萍1948年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就不当舞女了，老板让她在“逍遥厅”帮忙接待接待舞客，拿一份薪水。解放后“逍遥厅”关门歇业，她去卢湾区的一所小学当校工了。
王巧玲，32岁，浙江象山人氏，15岁来沪学跳舞，从此开始一直到1952年一直是职业舞女，先后在“皆乐堂”、“百乐门”、“群喜厅”待过。17岁开始曾和一不明身份的男子同居过两年多，后来该男子抛弃了她。1942年又和另一在跳舞时结识的陈姓男子先同居后结婚，生有一对双胞胎。1954年，原“群喜厅”老板之妻在马路上遇见她，闲聊中得知她已与陈姓男子离婚。
贾贤珠，34岁，浙江江山人氏，8岁即已来沪，上过初中，曾经拍过电影，一度曾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子，后来转到“皆乐堂”当了持股舞女，解放前夕又当了该舞厅领班，1951年，“皆乐堂”关门歇业后她改行开了一家烟纸店，后来情况不详。1942年开始与一不明姓氏的神秘男子同居，至1945年初结婚，是否生育不清楚。
侦查员兵分三路，同时对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三人进行外围调查，获得以下情况：
时春萍的丈夫李某，来自北方，省份不明，对外称是经营西药生意的，可是邻居孩子曾经看到他身上带着手枪。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某长期居住上海，不再去北方。解放后，李某不知去向。
王巧玲的丈夫陈某，解放前行踪飘忽不定，没有人知道此人是以什么职业谋生的。1953年，王巧玲与其离婚，至今未嫁，陈某不知去向。
贾贤珠的丈夫据说姓曾，籍贯不清楚，此人精通俄语、日语，1945年初与贾举行婚礼时，有多名日本军官出席。解放后，贾贤珠与其分手。可是，贾在去年曾经怀孕，在广慈医院堕胎。
吴一竹对上述情况予以充分考虑后，认为李某、陈某、曾某三人中，以李某最为可疑，于是决定首先对李某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是直接跟时春萍打交道，吴一竹亲自出马，和另外三名侦查员去了卢湾区，通过派出所把时春萍悄悄传唤过来进行询问。
询问是从李某的去向开始的，因为李某的姓名还挂在时春萍的户口本上，与户主的关系是“夫妻”，可是，在派出所民警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居民，因此，有必要问一问他的去向。询问之下，时春萍流泪了。为什么流泪？因为她说丈夫早在1951年就已经被人民政府捉进去吃官司了。
侦查员暗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派出所怎么没有掌握这一情况？
原来，李某在解放前当过汉奸，在南京汪伪政府任过伪职。尽管他在抗战结束后逃回上海定居，可南京方面还记得他，解放后不久就派人把他抓走了。因为当时没有跟上海警方联系过，所以派出所方面毫不知情。
时春萍随即带侦查员去其住所，拿出了一些李某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写来的信件给侦查员看。吴一竹等人有点懵了，寻思李某如果就是河下谷清的话，前些日子徐永卿怎么会在上海见到他提着篮子买菜呢？要么这家伙已经越狱逃出来了？这个问题自然得马上弄清楚，于是当即决定去南京当面讯问李某。
当天晚上，吴一竹等人抵达南京，下榻后即与老虎桥监狱联系，要求次日上午去提审李某，监狱方面自无二话。次日，侦查员前往老虎桥监狱，先向监狱方面了解李某是否越狱过，被否定了。然后又去提审室讯问李某。李某已经坐在提审室的小板凳上恭候了，吴一竹定睛一看，这人不是河下谷清！因为李某的相貌和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的相貌没有相像之处。讯问了李某的经历，也跟河下谷清的情况完全不同。但是，作为办案调查，侦查员还是当场给李某拍摄了各种姿势的照片，包括带有身高标记尺度的赤足站立照片。返沪后，立刻冲印，将其中一份通过铁路公安急送福州请徐永卿辨认。
徐永卿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当即赶到福州车站，列车一抵达，马上找乘警辨认照片。一看就摇头，然后直接给吴一竹打电话，说这人不是河下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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