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毒史（修订版）_胡金野齐磊著_9787552016383

本书以近代以来中国的几次禁毒运动为主线，依次全面介绍了1838-1840年的清道光的禁烟运动、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1935--1940年国民政府的"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新中国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政府的禁毒活动。《中国禁毒史》对毒品在中国的流布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对毒品在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祸害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做了多角度的分析；对近二百年来中国历届政府的禁毒举措做了较全面的评说；并对当代世界毒品问题使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做了较全面的介绍与理性的分析。无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代，中国当之无愧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禁毒力量，为人类禁毒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序

　　毒品对中国人民的祸害，与殖民主义向外侵略扩张和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国时期军阀统治的贪婪掠夺是分不开的。正如1950年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中所指出的：“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为害我国已有百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底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偷送鸦片早在18世纪末期就开始了，那时以英国为首的殖民者向中国走私鸦片，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殖民者共向中国输入鸦片63万余箱，从中国掠夺走银元6亿多元。战后，鸦片走私更加猖獗，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称鸦片为洋药，说向来洋药“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从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翌年，清政府为挽救财政危机，又决定对土产鸦片公开抽厘，使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鸦片进口和种植的合法化，使鸦片数量因此增加，烟毒弥漫全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军阀为了筹措军饷，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全国鸦片种植面积达8000万亩，占耕地的6.1%。全国许多地方罂粟成为农村的主要种植物，如甘肃的烟田占全省可灌溉农田的3/4，鸦片产额占农作物的90%；宁夏“农场作物，罂粟约占35%”。鸦片成为危及国计民生的主要社会问题，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鸦片的泛滥造成的。

　　因此，从鸦片祸害中国之初，中国人民禁毒斗争的历史就开始了。从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第一次明令禁止鸦片进口开始，中国的禁毒斗争断断续续经历了200多年。道光朝曾发动过颇具声势的禁烟运动，民族英雄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震惊中外，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定的禁烟决心，永垂青史。19世纪后半叶，清政府虽数次下令禁烟，但由于缺乏决心和信心，没有取得成效。维新志士在为烟毒扼腕悲愤之余，也提出了禁烟的主张和建议。20世纪初，清政府又借推行“新政”之机，发动了一次比较认真的禁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民国时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力主严禁鸦片，一些有识之士呼吁禁烟，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拒烟会，南京国民政府也建立了禁止鸦片的法律制度，但这些都没有禁绝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禁绝毒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就颁布过禁烟条例，坚决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及其他毒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彻底的禁烟斗争，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毒害中国人民的毒品终于在祖国大地上绝迹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禁毒的国家，曾在世界上独立地承担过禁毒义务。因此，关于中国禁毒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毒品在中国消失30年后，到20世纪80年代又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出现，90年代后已涉及全国29个省份的1600多个县市。在毒品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为了禁毒斗争的需要，一些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禁毒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王金香的《中国禁毒简史》，蒋秋明、朱庆葆的《中国禁毒历程》，苏智良的《中国毒品史》，王宏斌的《禁毒史鉴》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200年来毒品在中国的传播、泛滥和历届政府禁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尽管如此，中国禁毒史有许多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为此，兰州商学院齐磊、胡金野两位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历时数年，竭力搜集挖掘资料，完成了《中国禁毒史》一书，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禁毒史》以近代以来中国的五次禁毒运动为主线，即1838—1840年的禁烟运动、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1935—1940年国民政府的“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禁毒运动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禁毒运动，对毒品在中国的流布作了一个全方位的介绍；对近代以来毒品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祸害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作了一个多角度的分析；对近200年来中国历届政府的禁毒举措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说；并对当前毒品问题使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作者不仅关注历史问题，更立足于现实社会，一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领导的禁毒运动，作者挖掘了大量资料，重笔浓墨，详细铺写，使这段长期被“保密”甚至一度似被遗忘的历史重新面世；另一方面，作者还对1998年后中国的禁毒问题作了研究。关于中国禁毒史研究的专著大多出版于1997年以前，1998年以后的资料尚较分散，为此作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和梳理工作，用了两章的篇幅，细致介绍了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展反毒风暴和对毒品采取行之有效的治理的情况，这是其他同类著作所没有的，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中国禁毒史》一书的出版，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我国政府在禁毒问题上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本书的出版，对探讨毒品和禁毒问题的历史和现实，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实践意义。

　　《中国禁毒史》的出版，是甘肃省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可喜可贺。在毒品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的今天，中国的禁毒事业任重而道远。我衷心希望《中国禁毒史》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人关注现实，关注毒品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希望本书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毒品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以及中国人民禁毒的艰难历程，以教育人们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王劲

　　2003年冬

　　第一节罂粟、鸦片、烟草的广泛传播

　　二、罂粟及其制品鸦片传入中国

　　（一）作为鸦片来源的罂粟在唐代已开始种植

　　有关罂粟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还有争论。最流行的说法是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提出，“乾封二年（667年）阿拉伯人在献‘底也伽’时，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并且认为“这是鸦片流传中国之始”。龚缨晏在《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一书中，提到“‘底也伽’是一种由许多药物配合起来的成药名称，有的里面含有鸦片的成分，也有的不含鸦片，更不是鸦片本身”。美国人马丁·布思（MartinBooth）在《鸦片史》一书中认为在中国有更早的鸦片资料，如生活于三国时期的神医华佗（？—208年），在给病人做大手术之前，除了用大麻外，还用鸦片麻醉。总之，以上观点各异。虽然目前没有充分的史料能够证明纯粹的鸦片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但是，作为鸦片来源的罂粟在唐朝时已经开始种植则是肯定无疑的。唐代有关植物的图书和吟咏罂粟花的诗作均有记载可以证明。如唐开元时期（714—741年）的《本草拾遗》中作者陈藏器引述前人嵩子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髇头箭，中有细米。”生活于文宗时期（827—840年）的郭橐驼，也在《种树书》里谈到他种植罂粟的经验：“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籽必满。”在《全唐诗》中，保存着李贞白的一首“咏罂粟子”和吴仁壁的“题莺粟花”两句。当然，在有关罂粟花的唐诗中，最为著名的当推雍陶在《西归出斜谷》中的绝句：“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以上的“莺粟”、“米囊”都是罂粟的别称。

　　上面这些材料表明，在唐代，罂粟种植的时间不长，种植的范围有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引用了嵩子的话，说明陈藏器自己对罂粟并不怎么了解；郭橐驼还专门介绍罂粟的栽培方法，可见人们对罂粟种植技术还处于认识之中，并没有完全掌握。而且，唐代的人们种植罂粟的目的只是为了观赏它的花卉，所以郭橐驼在《种树书》中要强调它的花与籽，而不是别的。

　　从宋代起，罂粟在中国广为种植。到了明清两代，罂粟的种植更加普遍。随着罂粟种植的普遍，从宋代开始，罂粟花被收载到各类花谱著作中，如北宋丘濬的《牡丹荣辱志》、南宋的花卉名著《全芳备祖》、明代王世懋的《学圃杂疏》、高濂的《遵生八笺》等。罂粟除了花卉供人观赏外，其苗、籽等都可食用。自宋代开始，罂粟已被用作食物及食补。宋代的医学名著《开宝本草》中说：“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说明宋时已将罂粟籽列为贡品，由此可知罂粟籽在当时应当是比较珍贵的；同时说明宫廷中也有食用罂粟籽的做法。

　　罂粟的另一个用途就是作为药物。五代十国时期，南唐（937—975年）《食医方》将罂粟籽作为一种健胃药品。人们开始逐渐认识罂粟的药用价值，是在973年，由北宋政府组织编写的国家药典《开宝本草》中，正式将罂粟作为药物收入：“罂子粟，味甘，平，无毒，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同时宋代还发现罂粟具有治痢、治疗肉痿和痔疮的作用。宋人对罂粟的副作用也开始有所了解。11世纪编就的《本草图经》就说罂粟：“主行风气，驱逐邪热，治反胃、胸中痰滞及丹石发动，亦可竹沥作粥，大良，然性寒，利大小肠，不宜多食，食过度则动膀胱气耳。”

　　到了元代，人们通过长期的医学实践，对罂粟毒性的认识也加深了。12—13世纪，人们除了继续用罂粟来止痢化痰外，还知道了它的止咳作用。朱震亨在其《本草衍义补遗》中讲到罂粟壳时说：“今人治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劫，及湿热泄痢者，用之止涩；其治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由此可见，元代人既已认识了罂粟碱的特效，同时又指出其有害的副作用。而且我们可以从“杀人如剑”四个字里，推测出那时社会上已有了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明代时，罂粟的药用更为普遍。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主编的《普济方》中，治脱肛、咳喘和下痢的许多方剂中都有罂粟。明代的李时珍在其总结中国医学实践的伟大著作《本草纲目》中，将罂粟壳的主治功能概括为：“止泄痢，固脱肛，治遗精，久咳，敛肺涩肠，止心腹筋骨诸痛。”随着人们对罂粟认识的不断深入，它的药用范围不断扩大，服用方法也有多种，如可以直接煎汤，也可以做成“大圣金真散”之类的散剂，或者做成“换肠丸”之类的药丸。

　　（二）元代完成了纯鸦片的传入

　　含有鸦片成分的药物（底也伽）至少在唐代已传入中国，作为鸦片来源的罂粟也从唐代开始在中国种植。那么，纯粹的鸦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入中国的呢？对此，目前国内外学者也是颇有争议的。马丁·布思在《鸦片史》一书中提出：“鸦片有可能是由公元前1世纪远航到非洲的中国海员带回来的，也有可能是公元1世纪左右西藏的佛教传教士传进来的。……或者，极有可能是由印度经缅甸传进来的，……或者是从巴克特利亚（中亚古国）传进来的。”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认为：“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的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的记录了。”苏文虽未讲这是纯粹的鸦片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但在此书之前却未有纯粹鸦片传入的记载。龚缨晏在《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一书中提到：元代末或明朝初被译成汉文的《回回药方》，“在元代传入中国自无疑问”，至少“不会晚于14世纪末……在《回回药方》中就有关于鸦片的大量记载”。两种观点中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纯粹鸦片的传入是在元代完成的。鸦片的入华，是元代中外交流空前发展的一个产物。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一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就现有的材料而言，最早在中文文献中提到“鸦片”一词的当是生活在明代天顺（1457—1464年）、成化（1465—1487年）年间的徐伯龄，他在所著的《蟫精隽》的“合甫融”条中说：“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而成化年间的王玺是最早介绍西方鸦片提取方法的人，其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阿芙蓉，天方国传，专治久痢不止,及一切冷证。打沟阴水种红鹦粟花于畦上，勿令水淹头，至七八月间，于花卸后三五日，其壳即鹦粟壳。于午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里面硬皮不动，或三四处。次日早，津出，用竹刀刮，收入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浆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小儿黄米大一粒。”后来李梃的《医学入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等著作都有类似的记载。

　　元代的鸦片无疑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从明代后期开始，由于知道了鸦片的提取方法，中国人自己也能生产鸦片。现在所知最早明确记载中国人自己生产鸦片的应当是明万历壬寅年（1602年）的进士、曾任广西右布政使的福建长乐人谢肇淛，他在云南做官时，曾写过一部记载云南风情的著作《滇略》。此书写道：“哈芙蓉，夷产也，以莺粟汁和草乌合成之。其精者为鸦片，价埒兼金，可疗泄俐风虫诸症，尤能坚阳不懈，房中之术多用之。然亦有大毒，滇人忿争者，往往吞之即毙。”可见当时云南即有制造鸦片的。

　　鸦片传入中国后，人们根据它原来的阿拉伯—波斯语名称而称呼之，并用发音相类似的中文文字将它的阿拉伯—波斯语读音音译为中文，即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这样，就出现了多种中文写法。在元代，至少有“阿肥荣”与“阿夫荣”两种写法。进入明代，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鸦片，并用不同的词汇来进行翻译。例如，王玺是通过与伊斯兰民族的直接交往而认识鸦片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阿芙蓉”一词；但在徐伯龄的著作中，却没有“阿芙蓉”的写法，而用了“合甫融”和“鸦片”这两个词，而且徐伯龄大概并不知道鸦片是由罂粟蒴果的汁液制成的。在谢肇淛的《滇略》中，鸦片还被写作“哈芙蓉”。进入16世纪后，才逐渐比较一致地采用“阿芙蓉”和“鸦片”这两种写法。至于“鸦片”一词的用法，有的人认为16世纪欧洲人来到远东之后，带来了opium一词，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也有的认为是Afyun的音译，只是在译文的用字上较为简略、形象。从清代起，“鸦片”这种写法才变得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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