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与人格，全书内容涉及修身、处世、教育、为学、从政等问题。
《论语》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之道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可以将《论语》看成历史书，它是研究春秋史*为可靠的历史文献；可以将《论语》看成哲学书，它对中国哲学的精神与品格产生巨大影响；可以将《论语》视为古代政治学典籍，它系统论述的德治思想，对于传统中国政治影响巨大；可以将《论语》看成重要的管理典籍，它对于家政、国政和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以至于宋代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但是，作为历史书、哲学书、政治书和管理书的《论语》，依然不能穷尽其全部意义，它是人类历史中永恒的经典。
《论语》读本（上下册）分原文、注释、白话文翻译、解读等部分，对《论语》的主要内容做了全新解读。
《论语》与孔子的思想
《论语》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之道产生了深远而又巨大的影响。那么，《论语》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论语》中的孔子又是怎样一个人？孔子的主要思想有哪些，这些思想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
一、关于《论语》
（一）《论语》形成的时代、作者与版本
《论语》是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乃至于东亚流传最广的儒家经典，其内容是孔子讲课以及与弟子论学内容的记录，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明，《论语》中的“论”是论纂之意，“语”即夫子和弟子之话语，孔子去世后，弟子将平时各自所记录的孔子的话以及相关弟子的话汇集成书，便有了《论语》。战国期间流传的类似于《论语》的孔子讲学资料还有不少，比如《礼记》中的许多篇章，《易传》中的“子曰”部分，以及20世纪90年代发掘出土的郭店楚简中的部分篇章等，如此众多的孔子讲学记录，以《论语》流传最广，所载内容也最为可靠。
《论语》的内容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当然也有的内容出自孔门再传弟子之手，比如《泰伯》篇“曾子有疾”章，记录了曾子病重时说的话，应是曾子弟子的记录，《子张》篇第12章应是子游和子夏门人的记录。“子”在春秋末及战国时期是对有德或有位者的尊称，《论语》中的孔门弟子唯有曾子、有子、冉子、闵子称“子”，其他甚至如孔门高弟颜回、子夏、子贡等皆不称“子”。曾子、有子多次称“子”，冉子出现了两次，闵子出现了一次。其中曾子出现的场合均称子，且除孔子外，记录曾子话语最多，共十三章，所以唐柳宗元正式提出《论语》可能是由曾子弟子编成，是有根据的。另《文选?辨命论注》所引《傅子》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认为《论语》由仲弓之徒所编。
《论语》系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两代人编辑而成，则其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七十子以曾子为最小，小孔子四十六岁，书中载有曾子临死前对于孟敬子所说的一段话，为记事之最晚者。另外，《礼记?坊记》云：“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是古籍中首次出现《论语》书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确将《礼记》断定为七十子后学的著作。班固去古未远，治史严谨，其说当不为无据。可是，学界对于《坊记》的著作时间向有争议，有人推测为汉代，并没有足够的依据。《隋书?音乐志》引南朝梁沈约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上述四篇文献的行文风格接近，出自《子思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近代以来，受疑古思潮影响，学界一般将上述四篇文献的形成时间推后，但郭店楚简收录有《缁衣》，而郭店楚简下葬于战国中期，成文时间肯定更早，则证明《缁衣》成文时间应该是战国早中期，与之风格近似的《中庸》、《表记》、《坊记》也很可能出自战国早中期，说明战国中期前已经有《礼记》在流传，可以进一步证实班固的上述结论。如此，则《论语》当成书于七十子弟子时期，这与《论语》一书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在时间上也大体一致。杨伯峻断定“《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日本学者山下寅次在《论语编纂年代考》中将其编纂年代限定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到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间。郭店楚简的出土，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新的佐证。
《论语》版本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曰：“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除了鲁论和齐论外，汉初尚有古论出现，是汉景帝时期鲁恭王刘馀在拆毁的旧宅壁中发现的，由古文写成，故称《古论语》。上述三个版本的篇目不尽一致：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古论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而将《尧曰》篇的“子张”章单列一篇。汉成帝老师安昌侯张禹将鲁论、齐论合二为一，但篇目本于鲁论，号称“张侯论”，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本子。东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即是流传至今天的本子。对于这三个本子哪个更为可靠，向有争论。高亨认为古论形成早，当更为可靠。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亦持此见，认为郑玄是根据齐论和古论校正了鲁论中他认为错误的五十处异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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