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古宅,容我长在托斯卡纳。艳阳高照的昼,是愉悦唤醒身体,在田间初探橄榄,沿古道寻访山城;无眠静谧的夜,有安宁陪伴灵魂,随着月光映在地板上的方形光影,慢慢舒展徜徉。我数过,鸽子每分钟会咕咕叫六十声。山顶上的伊特鲁里亚石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我们可以慢慢聊天。有的是时间。
★让身体顺应自然的节奏,慢慢来,有的是时间
★托斯卡纳艳阳下,提供一种简单生活的可能
★宛如当年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开启全球慢活风尚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位,雄踞排行榜128周
★一首流动在空气中的诗篇。
“你们在那儿种了些什么?”家具店的员工扛着一把扶手椅,穿过我家门前的走道。他眼睛很尖,一下子就看到了山坡上的那片地。
“橄榄和葡萄。”我答道。
“这个我当然知道。除了橄榄和葡萄,还种什么别的了吗?”
“一些花草。我们春天不住这里,错过了时节。”
他把椅子搁在湿漉漉的草地上,仔细打量着梯田里那一棵棵修剪整齐的橄榄树。最近,我们正在犁地和翻土,打算重建昔日的葡萄园。“种马铃薯吧,”他建议道,“非常省心。”他指着第三块梯田,“就种那儿,那儿阳光充足,是种马铃薯的好地方,红马铃薯,黄马铃薯,可以做肉馅汤圆的马铃薯。”
就这样,我们在入主此屋的第五个夏天,可以到田里挖马铃薯做晚餐了。马铃薯很好挖,跟捡复活节的彩蛋一样,毫不费劲。一个一个,千干净净,叫人好生惊讶。只要用水冲洗一下就亮光光的。
过去四年里,我们将托斯卡纳的废宅修缮一新,耕种了四周的田地,像收获马铃薯一样收获了一切。我们向弗朗西斯科·法尔科取经。七十五岁高龄的弗朗西斯科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和葡萄打交道——怎样把老葡萄树的卷须埋进土里,让它生根,长出新芽。如今,我们的葡萄架上已是果实累累。作为有幸安家于此的外国人,我们什么都想尝试。旧貌换新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我们亲手完成的。我的祖父要是目睹了这里的成就,准会说傻人有傻福。
一九九〇年,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夏天。我买了一个特大号的本子,佛罗伦萨纸的封皮,蓝色真皮的镶边。我在扉页上写下了“ITALY”(意大利)。这样的本子,照理应当书写不朽的诗篇,可我留在纸页上的却是这样的东西:野花的名字、琐屑的计划、意大利语生词、庞贝城的瓦片素描,还有树木的形状、鸟儿的啼鸣,甚至诸如此类的种植建议:“在月亮穿过天秤座的时候,种向日葵……”其实对于建议中的具体时间,我根本不知所云。此外,我遇见的人、经历的事以及烹调过的佳肴,也都悉数留在了本子里。这个本子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记事本,详细记录着我生活于此处最初四年的点点滴滴,如今里面还夹着各种菜单、油画明信片、修道院平面图、意大利诗歌和花园草图。这个本子不同寻常的厚,就是再写几个夏天都没问题。现在,它已经化身为《托斯卡纳艳阳下》这本书,真实再现了我在意大利的快乐时光和自然流露的种种感情。无论是修缮房屋,变布满荆棘的土地为橄榄林和葡萄园,还是探索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古文化遗址,甚或在异国厨房烹调美味,领悟饮食文化的奥妙,都让我深切感受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乐趣。把葡萄卷须埋在土里,它就会生根发芽,同样的道理,不时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思想便会深邃很多。
每年六月初,我们都得下地除草。等到七月酷暑来临,地里就不会因夭干草枯引发火灾。窗外,三个工人正推着割草机除草。轰轰的机器声如同一大窝黄蜂的嗡鸣。明天,多米尼克会过来帮忙翻土,将今天的碎草送还给土壤。他会开着拖拉机,沿着很久以前公牛耕过的环形痕迹,反复来回。尽管有割草机和翻土工的帮忙,减少了不少田间工作,但我仍觉得自己正参与着古代夏天的耕种仪式。意大利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我站在历史最顶层的一小块土地上,望着山坡上星星点点的橘黄色百合,心情格外愉悦。就在看得入神的时候,一位过路老者走到我面前,驻足问我是否住在此地。他告诉我,这块土地他非常熟悉。随后他打住话头,目光在石墙两侧逡巡,接着轻声说,他哥哥就是在那儿被枪决的,被怀疑是游击队员,死时才十七岁。他不住地点头,我心里清楚,老人看到的,既不是我的玫瑰园,也不是我那用鼠尾草和熏衣草围成的篱笆。他走的时候抛了一个飞吻给我,“Bellacasa,signora.”(太太,多美的家啊。)昨天,我在一株橄榄树下,发现了一片蓝色矢车菊,或许老人的哥哥就是在那儿倒下的。这些花是打哪儿来的呢?莫非是画眉鸟自空中遗落的种子?明年今日,它们会拓展领地,开遍整片田地吗?古老的地方总是时空交错,而我将在其中的某一点上开始新的一页。
我打开这个蓝色的本子,记下这里的一草一木,自己的发现所得、足迹所至,以及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对我来说,这本身就是赏心悦事。依稀记得,几百年前的一首中国诗歌曾表达过:用文字再现经历,无异于生活了两次。追根究底,寻求变化的动机十有八九与渴望拓宽心灵居所有关。《托斯卡纳艳阳下》正是我心灵居所的写照。我希望,读者能像前来探访我们的朋友,学我在厚厚的大理石灶台上和面打蛋;和我一样被菩提树上的杜鹃叫醒,走进田间小径,对着葡萄架歌唱,采摘一罐又一罐李子;或者随我一道驱车去看那些有着圆形塔和天竺葵的山城;像我一样想亲眼目睹橄榄枝头初结橄榄的模样。前来度假的客人常常沉溺于这种愉悦。感受到凉风拂过滚烫的大理石雕像了吗?我们可以像两个老农一样,坐在壁炉旁,吃着厚厚的牛油吐司,喝着新酿的奇扬第葡萄酒。我会带你去亚伯泰德,欣赏挂满一屋又一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画像,之后沿着尘土飞扬的古道返回家中,用大蒜和鼠尾草煎鳝鱼给你果腹。无花果树下,两只猫咪蜷缩着身子,我们也觉得那里非常阴凉。我数过,鸽子每分钟会咕咕叫六十声。我家山顶上的伊特鲁里亚石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我们可以慢慢聊天。
有的是时间。
一九九五年于科尔托纳
弗朗西丝·梅斯(Frances Mayes),美国著名诗人、作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托斯卡纳荣誉市民。由她发起并担当艺术指导的“托斯卡纳艺术节”,被英国《独立报》誉为“十大最好的欧洲艺术节之一”。她是托斯卡纳当之无愧的代言人。
1996年,她旅居托斯卡纳一栋古宅内,开启“慢生活”:种花植草,品味美食,行走艺术之城,结交乡邻四野……透明而单纯的日子,至今仍在继续。
写在前面的话
渴望阳光
那房屋与那土地
水姐妹与火兄弟
野果园
太阳的声音
欲速则不达
树下的长桌
夏日私厨
高贵的科尔托纳
托斯卡纳的四野
做个意大利人
绿色橄榄油
一个漂浮的冬季
冬日私厨
玫瑰花径
永恒的石头
夏日的圣物
托斯卡纳艳阳下
归来
渴望阳光
我看中了国外的一幢房子,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巴玛苏罗。房子又高又大,四四方方,杏黄色的外墙,略有褪色的绿色百叶窗,古色古香的瓦质屋檐,二楼还有一个安装了铁栏杆的露台。我暗忖,过去的女眷说不定就坐在那里,轻摇着扇子,欣赏下面的风景。可如今楼下长满茂密的欧石南、枝蔓杂乱的野蔷薇和高至人膝的杂草。露台面朝东南,顺着眼前的深谷望去,远处是绵延至托斯卡纳的亚平宁山脉。每逢下雨或光线交替之时,房子的正面就会相应变成金黄色、黄褐色和暗红色;原来的红色墙壁渐渐模糊成玫瑰色,像一盒忘了收拾的颜料,在日光下慢慢融化。有几处石灰墙皮脱落了,露出粗糙的石头,墙壁原本的样子隐约可见。房子坐落在一处满是果树和橄榄树的山坡上,一条白色鹅卵石路蜿蜒而过。巴玛苏罗,是由巴玛(bramara,渴望)和苏罗(sole,太阳)两个词构成:渴望阳光。没错,这正是我的内心写照:渴望阳光。
家人一致反对我的购房计划。母亲觉得这想法荒唐之极,她故意将“荒唐”二字说得震天响。姐姐虽然很兴奋,却也忧心忡忡,好像我是个十八岁的少女,打算盗用家中的汽车,跟哪个水手私奔似的。我又何尝不是疑虑重重。尽管已经坐在意大利公证人办公室外的椅子上了。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我每一挪动身子,椅子上的马毛就会穿过白色薄棉裙,刺我一下。只有在紧张之极的等候中,人才会留心到这种细微的感觉。我瞟了一眼埃迪,想看看他在收据背面写些什么:帕尔玛千酪、意式香肠、咖啡、面包。这个人怎么敢在收据这样的重要物品上乱涂乱画?终于,一位女士打开办公室门,冲着我们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通意大利语,语速堪比急流。
意大利的公证人和美国的公证人有着云泥之别。在意大利,公证人只是处理地产事务的法定代表人。我们委托的公证人曼图丝女士是西西里人,她个子不高,作风雷厉,鼻梁上架了一副厚厚的浅色眼镜,衬得绿色大眼跟风铃似的。她大声地念着冗长的法律条款,语速比我遇见的任伺人都要快。我一直认为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悦耳动听的语言,没想到从她口中说出来,如同岩石滚落陡坡。埃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我知道他是被这位女士的声音震呆了。房主卡特医生看到我们真的有意购买,似乎突然觉得自己的报价太低了。他肯定是这么认为的,而我们其实知道他出的价格高得离谱。事实上,我猜中了他的心思。那个西西里女公证人,一口气都没停,没有人能够打断她的话头,但是楼下小酒吧的老板吉塞普是个例外。他突然推开公证室暗色的门,举着托盘,满脸惊讶地望着里面面面相觑的美国客人。他给曼图丝女士端来上午的浓咖啡,她拿起咖啡,一饮而尽。房主想报两个价,合同上的价格低一些,而实际成交价要稍高。“理当如此,”他再三坚持道,“哪个人会这么傻,把真正的成交价公之于众。”他建议我们在公证处开一张支票,私底下则把款项分成十张面额较小的支票给他。
闻言,我们的中介马提尼先生耸了耸肩头。
我们雇来负责翻译的地产代理商,英国人伊恩,也耸了耸肩头。
最后,卡特医生只好无奈地说:“你们这些美国人,真是太死板了。好了,拜托你们别将支票日期写为同一天的,隔一星期一张,这样银行才不会察觉这笔大数目。”
难道他说的银行就是我去过的那一家?那个眼睛又黑又大的出纳,总是无精打采,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十五分钟才能处理完一宗业务。女公证人的话音停了,她理了理文件,塞进一个文件夹,起身送客。等钱和文件备妥之后,我们还得再度造访。
推开旅馆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意大利科尔托纳风格的古老屋顶一览无余,远处青黛色的基亚纳山谷迤逦。一阵狂野的热风吹过,使得正常人都不由得疯狂起来,而此时的我,正处于疯狂之中。我难以入睡。在美国也捣腾过几套房子,每次我都是把母亲的斯波德瓷器、一只小猫和部分盆栽往车上一扔,驱车五或五千英里,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掏出新钥匙打开新房门,便大功告成。当然,在你脑袋上方的屋顶就要更换的时候,难免心事重重,思前想后。毕竟,卖房子意味着必须丢弃一连串回忆,而买房子则是在选择未来的容身之所。没有一个住所是中立的,它势必对你产生影响。除此,还有那么多法律手续和种种突发事件等着应对。这一切都让身在旅馆的我,眼前一片黑暗,无所适从。
意大利一向是我心灵的指针。在我们租住托斯卡纳农舍的四个夏天里,买房的念头就在脑海中盘旋不去。初访意大利时,我、埃迪和另外两个朋友合租了一处农舍,自入住的第一晚起,我们就开始盘算四个人的积蓄凑在一起,能不能买下那幢站在阳台上望见的破败石砌农场。埃迪立刻迷上了意大利的乡村生活。他整天在附近的田里转悠,看邻居们干活。安托里斯人擅种烟草,这种植物虽然可恶却很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