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根据梁启超的演讲整理而成。分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阐述辨伪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的发展，辨伪的一般方法等。分论依次探讨十三经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并附论五种子书。条理清晰，论证平实，适合初学辨伪者阅读。
甲 有意作伪的
有意作伪，其动机可归纳成六项。
一、托古。这项动机，比较上最纯洁，我们还可以相当的原谅。为什么要托古？因为中国人喜欢古董，以古为贵，所以有许多人虽然有很好的见解，但恐旁人不相信他，只得引古人以为重，要说古人如此主张，才可以博得一般人的信仰。作者的心理，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拥护自己的见解，依附古人，以便推行。手段虽然不对，动机尚为清白。这种现象，春秋战国时最多。如《史记五帝本纪》赞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可见春秋战国时人皆笃信文化甚古说，以为黄帝时代各种学术思想已经很发达了。
《孟子滕文公上》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是无政府党，与马克斯派的唯物主义，气味有点相近。他因为理想特别，恐大家不相信，所以托为神农以自重。神农去得很远，其时社会如何，不得而知，亦许许行理想中的神农时代，真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所以他才去模仿。不特诸子百家托古，即孔、孟亦复托古。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孟子更厉害，《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儒家如此，墨家亦然，《尚贤中》说：“尧、舜、禹、汤、文、武之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而尤崇拜大禹，《庄子天下篇》说：“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亲自操橐耜。……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大凡春秋战国的开宗大师，莫不挟古人以为重。《韩非子显学篇》批评他们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这真痛快极了！尧、舜死了，没有生口对证，谁知你是真是假呢？孟子可以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亦可以说：“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儒家可以说：“有为大禹之言者墨翟。”墨家亦可以说：“有为黄帝之言者老聃。”每一家引一个古代著名的人物，以自重其学说，动机本不甚坏，不过先生一种主张，学生变本加厉的鼓吹之，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则流弊就不堪设想了。
即如许行并耕之说，本来是他自创的唯物主义、无政府主义，偏要说神农时代如此，后来愈说愈像，便就弄假成真了。《汉书艺文志》中有《神农》二十篇，《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全部是附会的。最著名的《神农本草》一书，相传为神农口尝百草，辨别苦辛，然后编著成书。其实此书与神农丝毫无关，乃汉末以后渐渐凑成，至梁陶弘景，才完全写定。又如庄子著书，明白声明寓言十九，因为要发表自己主张，最好用小说体裁，容易畅达。《天地篇》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这本是庄子理想，借名字以点染文章的，好像曹雪芹作《红楼梦》，借宝玉黛玉的口吻，以发舒他的牢骚一样，后人却因为庄周说黄帝，平空附会许多关于黄帝的事实，及黄帝所著的书籍。
我们看，《汉书艺文志》所载那许多伪书，大半由于引古人以自重的动机而出。书之著成，亦多半在战国时代。因为战国末年，社会变动很大，思想极其自由，有人借寓言发表，有人借神话发表。开宗大师都引一个古人作护身符，才足以使人动听。他们的学生变本加厉，于是大造伪书。学术所以隆盛在此，伪书所以充斥亦在此。始皇焚书以前，春秋战国间的伪书，大概都只有这一个动机。
二、邀赏。方才讲每经丧乱以后，出重价求书，免不了有人造假。普通的如汉武、唐太稽古右文，悬赏征集，当然有许多无聊的人，专作投机事业，所以每失一回，每收一回，伪书愈多一回。还有几次特别一点的，如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他以亲王的力量，亲贤下士，访求典籍，得书异常之多。他尤喜欢秦汉以前古文字，搜罗不遗余力，所以古文各经，俱从河间献王而出，汉朝经师有今文古文的争辩，其来源也在此。他所得的遗书，真的固然很多，假的亦颇不少。因为造一部伪书既可卖钱，又可做官，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伪书就层出不穷了。
汉代除伪古文的经书以外，还有所谓纬书，前回所说的《乾凿度》就是纬书之一种。纬书，古代有无，殊不可知。战国末年，阴阳家造作五行神仙之说，这可以说是纬书一大根源。至西汉中叶以后，作品极多，流传亦盛，尤以宣帝一朝为数特夥。宣帝是武帝曾孙，戾太子之孙，戾太子被谗而死，宣帝自狱中辗转流落民间。当他年轻的时候，常听见烧饼歌一类的寓言，偶有几次巧合，使他深信不疑。后来他作皇帝，极力推崇奖励，当然以皇帝的威权临之，不愁全国人不从风而靡，其时“烧饼歌式”的著作——即谶纬——极为流行。西汉、东汉，这类东西都是十分的发达。
汉成帝时，有一宗特别的事情，就是成帝特别喜欢《尚书》。可是《尚书》百篇，自经秦火后，十丧其七，只余二十八篇。成帝因为酷好这部书，打尽了主意，以求得足本为快。于是张霸出来作投机的事业，造出了一部百两《尚书》，比足本还多两篇，称为春秋以前旧物。书上，成帝大喜，立刻赐他一个博士的官职，等于现今的国立大学教授。后来仔细研究，才知道除原有二十八篇外，尽都是假的。有人主张杀他，成帝深爱其才，又怜他造假不易，仅革博士职，饶他一命。
到了东汉时代，不特伪书充斥，烧饼歌亦很流行。汉光武一代中兴之主，雄才大略，不愧中国史上第一流皇帝，但是他亦很迷信。光武名刘秀，王莽时，民间有“刘季作天子”的谣言。时刘歆作国师，欲符合流传的歌谣，改称刘秀。光武正在南阳耕田，有人把这个话传到他耳朵里，说：“国师欲作天子啦！”光武投锄而起，答道：“安知非我？”后来他居然以一匹夫起兵，打倒王莽，自为皇帝。他觉得烧饼歌很灵验，十分的相信。一般人民，欲投人主之好，于是矫揉造作，故作隐语以欺世。虽然不是直接假造伪书，但于假造伪书，有极大的影响。
降至隋代，又有一宗特别的事情。文帝酷爱古书，尤爱《易经》。当时有一个大学者刘炫，学问声望都很好，在北魏、北周之末，为北方大经师，又作了一二十年的大学教授，因为迎合文帝的嗜好，造了《连山》、《归藏》两部《易经》。他说《连山》是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周易》是周朝的《易经》。我们年轻时，读《三字经》，中间有几句：“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就从这里生出来的。《连山》、《归藏》，《周礼》中提到过，乃假造《周礼》的人随便乱说，本来没有这两部书，刘炫因《周易》而想及《连山》、《归藏》。书初上时，文帝大喜，后来知道是假的，以为大逆不道，就把刘炫杀了。一代大学者，因为造假书砍头，太不值得。但须知奖励过分，无异明白教人作假，这也不能单怪刘炫啊！
三、争胜。中国人有好古的习气，愈古愈好，以为今人的见解，无论如何，不如古人高明。所以有许多学术上的争辩，徒恃口舌，不能胜人，便造作伪书，或改窜古书，以为武器。这种动机，与托古不同。托古是好的，为发表自己主张，引古人以自重，然绝不诬陷古人，亦未诋毁旁人。争胜是不好的，只要可以达到目的，古人今人，一概利用抹杀，未免过于刻薄。
为争胜而作假，自西汉末刘歆起。其时经学上有今文、古文之争。歆父刘向，为大经师，歆自己，学问亦很渊博，《汉书艺文志》即根据他的底稿。在学问上，我们应当敬礼；在人格上，我们就不敢赞成。他姓刘，但是为王莽作国师，又改名刘秀，以应民谣，可谓不忠；他父亲是今文家，《诗》宗《鲁诗》，《春秋》宗《穀梁》，他自己推崇古文，《诗》宗《毛诗》，《春秋》宗《左氏》，可谓不孝。从前只有《左氏春秋》，后有《春秋左氏传》，刘歆引传改经，又添上许多话，才有《左传》出现。他说《公羊》、《穀梁》皆晚出，得诸传说，讹漏百出，惟左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论语》曾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当然最为可靠。他专门与今文家作对，《春秋》既用《左氏》以打倒《公羊》、《穀梁》，《诗经》则用《毛诗》以打倒齐、鲁、韩三家，《礼》则用《周礼》以打倒《仪礼》。又恐怕徒恃口舌，不足以争胜，就全部或一部的改窜古书。如《周礼》全部由刘歆假造的，《左传》一部是刘歆编定的，其余各经，涂改亦多。
汉以后，至魏晋间，有王肃出，师刘歆的故智，以为要打倒当时大经师郑康成，非假造伪书不可，所以有许多伪书，都由他一手造成的。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据说是他改窜的，主名虽未完全确定，十成之中，总有九成可信。《孔子家语》及《孔丛子》，几乎可以说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简直没有什么问题。此外历代假造古书以求打倒对手方的人，还很多，这里只举刘歆、王肃二人作为代表。
儒家如此，道教亦然。道教与道家不同。道家是一种哲学思想，如老聃、庄周一派。道教是无聊的宗教，最初由黄巾贼张角，以符咒扇惑人心，后来愈演愈厉，成为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一派。道教自东汉末起，二千年来，在社会上有极大势力，直至去年，党军入江西，才把张天师赶走。道教初起的时候，符咒骗人，其中无甚奥义，其后愚民信之者众，这才野心勃发，想树立一大宗派。会佛教自印度输入，道教与之争胜，造出许多无聊的书。现在《道藏》中黄帝著作，几达百种，老聃、庄周亦各数十种。诸如此类，伪书甚多。其目的在与佛教争胜，或与儒家争胜。年代愈久，书目愈增，到现在不可胜数了。
佛教本身，伪书亦复不少。佛经从域外输入，辞义艰深晦涩，不易理会。译书比自己作书还难，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六朝、隋、唐之间，佛教盛行，真的佛典正确翻译过来，一般人看不懂。于是投机的人，东拚西凑，用佛家的话，杂以周秦诸子的话，看时易解，人人都喜欢诵，但不是佛经原样了。佛徒为增进自己势力起见，为同大师争名起见，一意迎合常人心理，不惜假造伪书的往往有之。如《楞严经》，直到现在，大家还以为佛教入门宝籍，就是因为其中思想与我国思想接近。然而《楞严经》便不可靠，其他无聊作品，不如《楞严经》的还多得很哪。
四、炫名。这种动机，比邀赏好一点，不过还是卑劣，只是为外来的虚荣，不是为自己的主张。假造《列子》的张湛，觉得当时学者，对于《老》、《庄》的注解甚多，若不别开生面，不能出风头。而列御寇这个人，《庄子》中说及过，《汉书艺文志》又有《列子》八篇之目，于是搜集前说，附以己见，作为《列子》一书，自编自注，果然因此大出风头。在未曾认为假书之前，他的声名，与王弼、向秀、何晏并称。这算是走偏锋以炫名，竟能如愿以偿。
又如杨慎，生平喜欢吹渊炫博，一心要他人所未看之书。本来一个人讲学，只问见地之有无，不问学识之博否。但杨老先生则不然，专以博学为贵。《太平御览》是中国很大的一部类书，根据《修文御览》而出。《修文御览》早佚，杨老先生偏说他曾看见过。后来的人，因为知道他手脚不干净，所以对于他所说所写的，都不十分相信。否则以他的话作根据，一口说《修文御览》明时尚有此书，岂非受愚？
再如丰坊，为明代一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所藏之书，多半从丰氏得来。丰氏累代藏书，购置极富，第三代坊，好书尤酷。他家里所藏抄本，诚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犹以为未足，偏要添造些假的。如《子贡易传》、《子夏诗传》、《晋史乘》、《楚梼杌》之类，真是可笑。丰坊又好书，又好名，他的喜欢假造书，许有点神经病作用。晚年，真的秘本，固不足以满他的欲望，假造之书，似乎又赶造不及，结果，竟得神经病而死。
五、诬善。造作伪书，诬毁旁人。譬如前回所讲《涑水记闻》，是后人假司马光之名，痛诋王安石；《幸存录》，是后人假夏允彝之名，毁谤东林党。其实皆本无此书，或有此书而无毁人的话，系后人假造或参杂进去的。还有想害某人，故意栽赃。如宋魏泰欲害梅圣俞，故作《碧云》一书，托名为梅圣俞撰。碧雲者，谓马有旋毛，品格虽贵，不能掩其旋毛之丑。全书一卷，所载皆历诋当时朝士的话，欲藉此引起公愤。不幸后来让人发觉了。
有一种人，费了许多心血，作成一部书，想出自己的名字，又觉得不方便，想抛弃了，似乎又舍不得，于是造一个假名，拿去付印。如《香奁集》，本为和凝所作，在文学界，价值很高，惟其中讲恋的话太多，和凝作宰相后，觉得与自己身分不称，乃嫁名韩偓所作。其实和凝在当时有曲子相公之名，就说《香奁集》是他自己所作艳体诗，亦无不可，偏要故意规避。其动机虽非纯粹出于诬善，然有点相近，终究是不正当。
六、掠美。这类人，在学术界很多。如前回所说郭象的《庄子注》，是盗窃向秀的；王鸿绪的《明史稿》，是盗窃万斯同的。《庄子注》还好，没有什么大错。《明史稿》就改得很不堪，所谓点金成铁，令我们读去，常有不睹原稿之憾。又如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编制排比，详略得中，允推佳制，但据邵念鲁《思复堂文集遗民传》称，为山阴张岱所撰，谷应泰以五百金购得之。果尔，我们对于谷氏，不能不说他有掠美的嫌疑了。
有意作伪之书，除第一种动机可原外，其余五种动机皆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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