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杜诗学史_魏景波_9787516190999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杜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杜诗在唐代虽见称于世，却并不为时代所重。在宋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杜诗的艺术价值和伦理价值得到一步一步的抬升。经过宋人的极力推崇，生前名不甚重的杜甫成为诗坛至高无上的典范。在中国诗学传统中，经典往往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杜诗学与宋代诗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宋代诗人研杜学杜直接影响着宋诗的特质和风貌。因此，将宋代作为独立单元，以宋代杜诗学的历史演进为经，以杜诗学史上重要人物和重要命题为纬，以宋型文化为背景，以宋诗的发展为参照，考察杜诗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接受和影响，不但是杜甫研究的重要课题，也为宋代诗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序

　　祝尚书

　　杜甫及杜诗研究，宋以后蔚为显学，并进而成为专学——“杜诗学”。“杜诗学”这个称谓，盖首创于金人元好问，他著有《杜诗学》一书，书虽久佚，而《杜诗学引》一文尚存。我颇欣赏《引》中这两句：“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老杜尝读书过万卷，早有济世志，然遭世不偶，时值安史之乱，宇内腥风血雨，兵戈遍野，他举家衣食无着，流离于陇右蜀左，浪迹于巴峡楚湘，真所谓“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于是将家愁国恨，江山草木之情，一以诗发之，遂道尽人间哀乐，赤子胸襟。此盖即所谓“学至于无学”者也。此岂“无学”哉！“学至于无学”方是真学问、大学问，有真学问、大学问，方才有真诗歌。如他的不朽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等等。嘻！此等高境、妙境，若无大学问，大怀抱，岂能道之？“学至于无学”，方是为学的最高境界。

　　有大学问必被众人爱之、慕之、研究之，不欲立“学”也难。宋人刊有《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一书，乃黄希、黄鹤父子补注。所谓“千家注”，“千家”盖约数，极言宋代杜诗研究者之多。黄氏父子生活在高宗末至宁宗嘉定年间，这是宋代杜诗研究的鼎盛期。王士祯日：“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选》；须溪评杜，如郭象注《庄》。此高识定论，或訾之，余所未解。”（《分甘余话》卷四）对该书评价很高，直以唐五臣拟之。元好问《杜诗学引》称“杜诗注六、七十家”，这是在宋金对峙、南北隔绝情况下所能见到的数字，也已十分可观。据统计，从唐至清，有关杜诗的编集、注释、诗话、评点、论述的专门著述，有文献可征者即达七百余种（《宋代杜诗学史·绪论》引张忠纲《杜集叙录》）。清亡至今百余年，海内外学者用各种语言文字撰写的杜诗研究论著尚无人统计，不知其数。一九六二年，杜甫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时至今日，杜甫及其诗仍是学人讲习、研究的热点、重点，经久不衰，无与伦比。

　　魏景波同志踵前贤之后，亦热心于杜诗研究，不过他的视角是宋代杜诗研究之研究，撰写了一部《宋代杜诗学史》书稿，正放在我的案头，即将付梓，嘱我为其作序。没有理由推辞，只好从命。

　　景波师从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获博士学位。然后负笈人蜀，谬与我合作进行博士后研究，这部《宋代杜诗学史》，即他出四川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时提交的研究报告。景波在复旦主攻唐代文学，尝谓予日，读博士后乃欲由唐入宋（鄙人忝治宋代文学及文献），其好学如是。是稿原仅二十余万字，现已增补至三十三万，其间对宋代学者的杜诗研究论著稽考殆遍，然后条分缕析，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解读。有宋是杜诗由“冷”转“热”并被江西诗派确定为“诗祖”的时代，研究者群从，成果十分丰富，但相关资料多散见于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要一一梳理并酝酿成“史”，难度之大，足令畏缩者却步。景波迎难而上，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史料搜集、框架建构、论点确立等各个环节，都下了很大功夫。他说：“一部宋代杜诗学史，在学理上应该既是杜诗研究史，也是杜甫的接受史和影响史。其中，研究史与接受史代表了宋代杜诗学史的两翼，宋人在整理研究杜诗的基础上学习接受杜诗，又在接受杜诗的过程中，深化对杜诗的研究，此二者关联紧密，无法割裂。”（《绪论》）此言甚善。基于这种理解和设计，故全书层次丰富，立体感强，披卷时见妙语，论述不乏精义。与当年的出站报告比，质量有了大幅提升，较之学界的同类著作，也自有鲜明的特色，当然缺点或疏误谅也难免。

　　《宋代杜诗学史》：

　　第五章宋末的杜诗学

　　自晋室南渡后，中国文化的重心和中心逐渐南移，中经唐代安史之乱士人南迁，约至南宋这个过程得以完成。然而，纵观数千年的文明史，历史上南北对峙的结局往往都是以北统南。文化上落后的化外“蛮夷”之人往往在军事上战胜文化发达的礼仪之邦，先儒们耿耿于怀的“以夷变夏”悲剧屡次三番无情地上演。公元1279年，蒙古铁骑横扫江南，锐不可当，左相陆秀夫负祥兴帝投海自尽，绵延三百余年的宋王朝寿终正寝。“国家不幸诗家幸”，面对异族人主中原，汉族士人不但面临着国破家亡的残酷外在处境，内在心灵上亦受到了极大的创伤。爱国志士和不愿入仕新朝为异族服务的“遗民”群体，自觉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以诗存史，慷慨悲歌，留下宋代杜诗学的绝响。而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和方回的杜诗学观点则标志着宋代杜诗学的新变和总结。

　　一文天祥与遗民诗人之学杜

　　（一）文天祥与杜甫的异代诗缘

　　宋亡之际，可谓杜甫精神照亮诗坛的时期，遗民诗人和爱国志士自觉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汇成了宋人接受杜诗的最后绝唱，其中的杰出代表当属文天祥（1236-1283）。正如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所咏：“杜陵宝唾手亲拾，沧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长留国风什，鬼神呵护六丁立。我公笔势人莫及，每一吟呻泪痕湿。”在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生平经历下，两位相隔数百年的诗人缔结了异代诗缘。

　　在宋代学杜的诗人群体中，文天祥可谓全方位学杜者，是宋末杜诗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文天祥的学杜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文天祥不仅在忧国情怀和诗史精神方面自觉继承杜甫，在造语诗法和艺术风格上也直追杜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集杜诗》开创了宋代杜诗学史上新的形式。

　　其一，忧国精神的再现。

　　文天祥是宋末的著名诗人和民族英雄。明代的胡应麟曾说文天祥是“执政能诗者”，其诗名为节名所掩，“信公气谊赫赫，诗律实工，，（《诗薮》杂编卷5）。他“辛苦遭逢起一经”，状元及第，然而却生当“干戈寥落四周星”的末世，他以那些感人至深的不朽诗篇和正气凛然的爱国气节，“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传扬千古的人间楷模。

　　千百年来，文天祥以其气贯长虹的节操彪炳史册。关于他对杜甫忧国精神的继承，前贤时修论之甚详，毋庸赘言。我们要考察的是，文天祥与杜甫的异代诗缘并非一以贯之，而是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文天祥生活在理学氛围逐渐浓厚的南宋后期，自称“幼蒙家庭之训”、长读圣贤之书”。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序列中，立言在大多数宋代士大夫看来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目标。文天祥被时人尊为“一代儒宗”，素以天下为己任，志存高远，一生孜孜以求的首先是立德和立功。起兵勤王以后，救亡图存、复兴宋室的立功意识更为强烈。他更明确地以鲁仲连、苏武、张巡等勋臣节士自许，从不满足于做一个骚人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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