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第二十三辑》主要内容包括：汉学新动向的三个例子、国际汉学漫谈、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的新思考——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关系的讨论、异名共体之汉学与中国学等。
《国际汉学.第二十三辑》的主旨就是探索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学术的观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追踪中国文化典籍外传的历史与轨迹，梳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人物和各种译本，研究各国汉学（中国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并通过对各国重要的汉学家、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勾勒出世界主要国家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史。
张西平 （1948-），男，汉族，河南温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亚非学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中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汉学》主编，《国外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主编，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专辑历程（代前言）
海外汉学与汉学家研究
汉学新动向的三个例子
国际汉学漫谈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思考——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关系的讨论
异名共体之汉学与中国学
因特网络与世界汉学
汉学（中国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以“美国现代中国学”方向为个案
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的中国情结——对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成败的文化思考
日本学界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探索与成就
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
帝俄汉学家中国历史文化观研究之我见
“此生成就名山业，不厌重洋十往还”——内藤湖南中国访书及其学术史意义述论
“稀有而价值连城的中文文献资料”——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中文书籍馆藏的创建者：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依曼
传教士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
中法文化关系的孕育期：契丹追寻与中国报道
清宫画家法国耶稣会修士王致诚在华活动考述
美国汉学的传教之根
卫三畏：美国最早的汉学教授
“刺桐”——哥伦布的灵感
考释中罗关系本源深化历史人物研究——读汉学家杨玲教授新著《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
The Latin Words for“China”along the Centuries
近代西洋人汉语研究——汉语语言学的“周边”研究法
来华耶稣会士汉语研究中的索隐思想初探——以马若瑟为中心
耶稣会档案馆藏《汉葡辞典》研究
跨文化研究与比较哲学、宗教研究
Is Literal Tra lation Possible Or the Ethos of a Dedieated Tra lator
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跨语际与跨文化的海外汉学研究——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对象
《十日谈》与“三言”、“二拍”文学精神之比较
西方中国形象成因的复杂性初探——以17、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为例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例
比较哲学视野中的“思考”——从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的译名说起
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老子的认识
儒家礼仪的道教化——新加坡庙宇的祭孔活动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研究
中国儒学在日本近代“变异”的考察——追踪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的“儒学观”
文化传递中“不正确理解”的个案解析
清代抄本《石头记》和《姑妄言》流失俄罗斯——李福清院士的重要发现
文化嫁接和传播考量——论曲亭马琴的《水浒传》翻译和翻案
西方的中国先秦散文研究举隅之一：《易经》研究
关于儒学的“原典批评”——以武内义雄的《论语》研究为中心
《庄子》的俄语译本小议
初大告与中文典籍英译
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西译儒学刍议——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道”的翻译为例
中国京剧海外传播的先驱——齐如山与梅兰芳
过听花的中国戏曲研究
附录：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大事记（1996-2010）
论及德理文心中的中国形象，《面对欧洲的中国》第一部分就是一个极好的范本，颇具代表胜和研究价值。在这一部分里，为了要向他的法国读者“指出中国政府、习俗及中国社会的本质事实上是怎样的”，德理文力图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口吻，客观、冷静地对中国做出全方位的介绍：地理、历史、人口、政制、宗教、道德、文化……他几乎无所不涉。在他的笔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给自足、宗教自由的国度；是一个尊老敬孔的礼仪之邦，皇帝以礼治国、士子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且有犯颜直谏的勇气和权力。当然，在这幅总体和谐的画面上，也不缺乏批判的色彩：科技的停滞、思想的保守……应该说，所有这些，大体上不脱离18世纪以来法国人对中国的总体看法，但也附加上了某些19世纪的特色。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者在第三节后所做的总结：
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只能是：这个民族的制度如同人类所有其他制度一样，有其长处和弊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当然，从本质上说这个制度是不利于科学进步，不利于各种思想演变发展的，也不利于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活跃性——这是我们西方种族的特点。相反，她基本上是保守的．拒斥一切革命的思想——在我们赋予该词的意义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自我管理”(self-govemment)精神的国家，个体在那里比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更不具有创新精神。由此产生了此一文明今日的低下……由此也产生了中央政权的强大威力，它所受到的敬重及享有的盛誉。由此还产生了令人赞叹的秩序，确保了社会大机器运转的最完美的均衡性。在欧洲，人类似乎完全被躁动所支配，我们想要耗尽一切时间，掠夺所有空间。我们每日都在掐指计算着革命、进步。而在中国，他们却仍在以世纪计时。当法国数小时就能推翻一个朝代时，在中国某某朝代却维系了五百年，我们始于昨天，且头天夜里尚不知次日将发生何事。中国始于四千年前，而自公元前1世纪起，她就基本上没有改变过。对她而言，次日即今夕。
众所周知．19世纪以来的法国，政权更迭频繁，共和制与帝制交替出现。然而我们大段援引这段话，绝非要讨论德理文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也无意涉及他对工业化、现代化的看法，而是希望借此揭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显然，对他而言，中国既是爱好和平，与世无争的；也是停滞的、不思进取的。如果这些评价都还与他的祖辈们对中国的看法相似，那么，有关中国文明“低下”的观念却绝对打上了19世纪中叶的烙印，折射出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逆向转化在欧洲人心态上所引发的变化，带有很强的时代性。
联想到前文介绍的1867年世博会“中国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那个“花色品种未
变，只知复制古代，毫无创造性”的中国，那个不思进取，看不到艺术家个性的中国——这与上引德理文的结论何其相似乃尔！由此，我们可否认为他在潜意识中其实恰是按照这样一幅图景去布展的？在欧洲与中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模式中，他本人或许更偏爱中国式的？当然，也有可能他当时更多地只是考虑到让中国出现，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展现风采，并未太多考虑世博会的宗旨。但谁又能否认，无论他主观上推崇何种社会生活模式，他心目中的中国原本就是与西方世界的“进步”、“革命”、“发展”格格不入的！
走笔至此，我们不能不提及有可能影响德理文中国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法国汉学的特点。作为一门学科，汉学正式创立于19世纪初的法国，但其滥觞，却当追溯至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研究。然而，与早期汉学不同的是，19世纪的法国汉学仅仅将中国视作一种与现实无涉的“古代文明”加以研究，汉学家们也仅满足于在书斋里、案头上，靠阅读资料、典籍来工作。在这一点上，德理文与当时法国其他的汉学家们应该没有太大的不同。尽管他很愿意接触一切来自“天国”的代表，无论是外交官还是普通士子，但终其一生，他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即使主动承担了筹办世博会“中国馆”这样的重任，他也无{
到中国走一趟，而仅仅委托美理登处理在华的一切事务。这显然使他很难真正了
解中国的现实。而他对“中国馆”的安排和设计，也就只能凭借对典籍、文学作品
（诗歌、话本、戏曲）、游记等文本的阅读、理解，对图像资料的研究，再加以想象去
完成。难怪上引《全史》的作者和德白勒古们在参观世博会后，都备感遗憾地批评
“中国馆”及其附属设施未能反映出现实中国的情况。
以上我们不揣浅陋，尝试着分析了德理文为何主动请缨筹办1867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以及“中国馆”颇受微词的主要原因。囿于时间，也由于第一手资料的匮乏，@本文还仅限于提出问题，并据现有材料尝试着做了些粗浅的分析。各点，尚需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去验证、补充和完善，甚或有可能推倒重来，重新予以评价。
然而，无论1867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的成败如何，也无论本文后半部分的论述如何浮浅、粗陋，德理文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法国侵华战争的谴责却都是历历在目，无可否认的。在上海即将举办世博会的前夕，让我们记住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这位在一百四十余年前单枪匹马使中国出现在世博会上的法国汉学家——德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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