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巨大的转型改变着这个星球，而人类所拥有的用以思考这些现象的工具也飞速地演进着。有谁会质疑这一点呢？在短短几年间，我这一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经历了功能主义的崩塌、结构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出现的巅峰（从其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版本开始）与式微、象征互动主义的胜利、方法论个人主义不同变体的兴起、关于主体议题的回归等。一些研究范式濒临破产，另一些东山再起，还有一些被创造出来或者被彻底更新。
变革
这里发生的并不是一次危机，而是一次变革，是我们思考和研究变迁中的世界的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涉及所有的知识领域，而不只是社会科学，只不过社会科学处于最前沿，并且要扮演核心角色罢了。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对这个现象进行梳理和澄清我们在另一本刚刚完成的集体著作里做了这件事，即《变革中的社会科学》。
本书的首要目的是推出最有潜力的分析工具那些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分析工具。
本书可以被视为集成之作，是自20世纪70年代肇始的研究经验的成果，而自那时候起，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本书可能只揭示了一部分事实，这也并非作者的本意。的确，本书吸收了过去一些著作的研究成果，我不懈地追求将这些理论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我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分析与观点，正如我将学者生涯中的教训收集进来一样。但我的兴趣并不在于研究、梳理过去的得失，而在于构想未来，并将恰当的工具提供给我的读者，鼓励他们也能够同我一样构想未来。
本书的九讲没有一讲是完全终结的，就好像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那样。相反，每一讲都提出了一些远没有定论的争辩。我希望展现我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而非提供稳妥的证据。如果读者阅后感到心中有了更多的问题，我丝毫不会感到失望或不悦。正如皮埃尔·阿斯内尔所写到的，社会科学所带来的自省，不正在于提升了读者思想的困惑程度吗？
空间与时间
如何理解现在、面向未来？我们生活在最具有瞬时性的现实当中。今后，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讯息洪流都会将我们淹没。我们还借助互联网、手机、摄像头来自己生产讯息，这些工具让普通人能够与记者竞争，传播某一事件，或者对它发表评论。在赋予这个现实性某种意义的时候，在将其定位于某种观点的时候，我们犹豫了，力图谨慎行事，确保自己的设想的确是面向未来的。因此，我们对完成计划的信心大打折扣，或者说我们完全放弃了美好明天的诺言，而对乌尔里希·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更为敏感。
与此同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转型的影响是长远的，我们担忧下一个世纪气候异常，我们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们努力包括对我们自身采取更为负责任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环保还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乌托邦式的质疑声音，今天却贯穿了所有的政治体系，成为主要议题。
我们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对时间与空间的观念随之转变。因为移民、旅游等原因，更不必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中的许多人越来越频繁地出行，去的地方也越来越远，遍及世界各地。本书并不想歌颂，也不想批判这些现象，它们被新的或者翻新的行为模式所改变，它们改变着我们全部的观念。这意味着人们要接受一些新想法来认清这些现象，或者提出一些手段来分析这些现象。
个人与世界
我们很愿意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我们的存在是处于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影响着我们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应对这样的情况，甚至可能参与其中。昨天，我们可能梦想着成为世界公民，今天我们成为世界消费者。我们日渐发现，由于全球性的逻辑和我们对一些群体的归属感一些或多或少想象的、全球范围内运作的群体，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就业（或失业），我们的文化坐标，我们的品位和我们的价值观。
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强调个人或集体的主观性，借此抵制这些逻辑和归属感对我们的压迫和动摇，特别是当它们将符合最强者利益的标准强加给我们，当他们试图控制我们对我们自身主体性建立的控制、对我们做出自我选择的控制的时候。
世界或者全球的视野和作为主体的我们对自身生活的关切，我们承受着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正如安东尼·吉登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所认识到的，我们只有在较大的距离之下才能思考这些张力。昨天，米歇尔·克罗齐耶和埃阿尔德·费埃德贝格等社会学家的诘问是：行动者与系统是如何结合的？今天，他们提出问题的空间已经扩得相当之大。我们应当自问：如何从最私密的、隶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身的主体，走向最为广泛的、对我们生活影响如此之深的全球化？思考的框架也扩大了，同时应当质疑那些植根于民族、国家概念的社会思想所提供的经典的思考框架。
在这个巨大的空间中，文化、宗教身份认同带来了个体和人群的坐标系无论是为了自我保护，以应对那些似乎威胁了他们完整性的全球化力量，还是为了创造性地将自身投射于未来。因此这本书也是一份请柬，邀请读者参与一次巡游，即以最严谨、最严密的思考方式，在个人主体观念和整体、全球化观念这两极之间所作的一次巡游。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第一讲提出了对主体概念的批判，第二讲鼓励进行全球思维；这也是为什么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全球化世界中行动者的文化导向问题，这些行动者恰恰在努力寻找方向与身份认同个体的和集体的身份，而自身又总是背负着强烈的主体性。
冲突与暴力
昨天的大规模冲突已经离我们远去。总体上，冷战在三十年间成为全球的稳定因素，然而，两大阵营内部的结盟游戏，其中任何微小的局部战争都会使核威慑的原则受到质疑，让超级大国有被卷入最残酷的全球暴力冲突的风险，却没有人能为这场冲突负责。今天，各种形态的战争正在发展，打着公民人道主义旗号的多国干预也日渐频繁。
去殖民化运动基本上尘埃落定，随之而来的民族解放运动亦如是，还经常反过来使得独裁者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这就存在一个尖锐的问题，特别是在近东地区，这些地方的去殖民化运动往往采取了极端暴力的形式。在其他地方，包括在旧殖民国家内部，去殖民化运动也留下了后殖民问题，这个遗产是过去那段既有光明面（文化创造力），也有阴暗面（种族主义特别突出）的历史留下来的。种族主义与一段不太久远的历史遗臭混合，而社会的种族歧视变得越来越族群化。
在工业化社会，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得反抗的行动者与劳动的主导者发生核心冲突，方式往往很暴力，并通常引来镇压，导致流血牺牲。但运动自身并非暴力性的，当抗议的最极端表达变成暴力，甚至是恐怖活动时，一般而言都是假借工人运动之名，而非工人运动之实，其参与者则是一些多少有些造作地自称代表工人运动的政治行动者或知识分子。在一个不再是工业化的社会中，最具悲剧性的社会问题不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说得极端一些，是对那些被市场所抛弃的无产阶级的不予剥削，或者是处在劳动市场边缘的人从事不稳定的非法工作，包括打黑工。于是，后工业化社会与其他社会（昨天的被奴役或被殖民的社会）一样同流合污：南方问题浸入了北方国家，正如舒默尔·艾因施塔特所言，现代性变得多元。
这些被排斥的困窘的人们完全不能够自发地建构行动以捍卫自身利益，他们最多能够杂乱无章地借助于政治活动家、知识分子、宗教、慈善运动、非政府组织，然而这些运动又会以他们的名义，采取极端暴力的方式来活动。
制度化冲突的终结或者缺失，通常体现为无法采取谈判式的处理方式来应对来自社会的诉求，以及那些来自于无法自己组织斗争争取权利或无法借助其他体系组织斗争的人们的期待。在所有的层面上超国家的、区域的、国家的、地方的，世界上充满了这样的情况，由于缺乏管理冲突的原则（un principe de conflictualité），暴力正啮噬着和平。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要考察当代暴力和种族主义，并不是为了描述和梳理情况，而是要展示本书开始所建议的分析工具是如何能够清晰地分析当今全球化世界中这些撕裂、断裂、仇恨和大打出手的现象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进入了秩序与和谐的新纪元。这部分并不是在确立规则，而是旨在通过这样的分析，找到政治解决方案：如何有效地行动并应对这样的挑战？
本书的读者不应仅限于我的同事、教师、研究者和社会科学的学生。这不是一本社会科学教材，而更像是一本反教材。它涉及的问题在大学的课程里几乎没有地位。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三讲中看到的，这些问题却是核心的，包括这样的思考：学者是否应当参与郊区问题的争论？学者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所展示的论据是否具有科学性？如果本书可以拉近研究与科普之间的距离，拉近知识生产与教学的距离，那么就达到了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这本书能否涉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而不仅仅是社会学？它能否不囿于法国社会的专门分析，而在全球层面进行思考？我有幸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工作了三十多年，在这里工作的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多学科研究在这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事实。另外，幸运的是，我总是能够将植根在我自身社会（法国）的研究实践、我在其他国家的田野研究和我参与国际知识分子生活的经验（2006年我被同事们推选为国际社会学协会的主席便是对我最好的认可）结合起来。本书也可能会有不少来自学派的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偏颇之处，我仅希望读者能体会到我为减少这些局限、欠缺和失误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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