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全新的分类编选，以同题散文的形式选文成书，既方便读者阅读，也可作为写作参考的范本。本书精选现当代以“师”为题的经典散文，有鲁迅的《藤野先生》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也有丰子恺的《怀李叔同先生》、汪曾祺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贾平凹的《我的老师》等，共收编散文40篇。
悼蔡元培先生
◎顾颉刚
当本刊（《责善》——编者注）本期付印的时候，突然在报纸上见到蔡孑民先生（元培）于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在香港逝世的消息，给我们精神上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能不加进这一篇，促同学们的注意。
蔡先生的传将来自有人做，这里为材料所限也不能做，只就我所记得的几件事说一下。
蔡先生的一生在中国史上有重大关系的，有三个阶段：一是民国元年任教育总长，二是民国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三是民国十八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无论在教育上，在学术研究上，都是开风气、奠基础的工作。先生站在崇高的地位，怀着热烈的情感的真实的见解，指导青年向前走，可以说这二十九年的知识分子没有不受着他的影响的。
我是北大学生，在他没有当校长的时候已在那边了。那时的北大实在陈旧得很，一切保存着前清“大学堂”的形式。教员和学生，校长和教员，都不生什么关系。学生有钱的尽可天天逛妓院，打牌，听戏，校中虽有舍监也从不加干涉。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门。蔡先生受任校长之后，立即出一布告，说：“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这一下真使我们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位校长为什么要这样的谦虚。稍后他又出版《北大日刊》，除了发表校中消息之外，又收登教员学生的论文，于是渐渐有讨论驳难的文字出来，增高了学术研究的空气。学生对于学校改进有所建议时，他也就把这议案送登《日刊》，择其可行的立即督促职员实行。这样干去，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隔膜，而向来喜欢对学生摆架子的职员也摆不成他的架子了。
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招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因为同学间实在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指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谁高兴组织什么会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得了。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了。
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记得蔡先生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使得这班服小惯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头来。
《北大日刊》的稿件拥挤了，他就添出《月刊》。《月刊》的发刊词是他自己做的。他说：“《中庸》里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我们应当实践这句话。”那时正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之后，我们看他把帝制派的刘申叔先生（师培）请到国文系来教中古文学史，又把复辟派的辜鸿铭先生（汤生）请到英文系来教英国文学。刘先生的样子还不特别，辜先生却是大辫子，乌靴，腰带上眼镜袋咧，扇袋咧，鼻烟袋咧，历历落落地挂了许多，真觉得有点不顺眼。但想到《月刊》的发刊词，就知道他是有一番用意的，他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哲学系的“经学通论”课，他既请今文家崔适担任，又请古文家陈汉章担任，由得他们堂上的话互相冲突，让学生两头听了相反的议论之后，自己去选择一条路。
国史馆自馆长王闿运死后，归并北大，蔡先生就兼任了馆长。为了编史，他请了许多专家，如张相文、屠寄、叶瀚等等，于是在大学中也添设了史学系，请这班先生兼一些课。国史馆中除了搜集民国史料之外，还编中国通史和分类史，定有很周密的计划。
那时国立大学只有这一个，许多人眼光里已觉得这是最高学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还要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请了许多专家来作研究导师，劝毕业生再入校作研究生，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的亦得入所，常常开会讨论学问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又使大学生们感觉到在课本之外还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学问。清朝大学堂时代，图书馆中曾有许多词曲书，给监督刘廷琛看作淫词艳曲，有伤风化，一把火都烧了。到这时，蔡先生请了剧曲专家吴梅来作国文系教授，国文研究所中又大买起词曲书来。岂但搜罗词曲而已，连民间的歌谣也登报征集起来了，天天在《北大日刊》上选载一两首，绝不怕这些市井猥鄙的东西玷污了最高学府的尊严。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自以为思想是很新的了，哪知一看学校当局公布的文件，竟新的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
从前女子只能进女学堂，她们的最高学府是女子师范学校，从学是与她们无缘的。北大既经这般新，当下就有女学生妄觊非分，请求旁听。这使得校中办事人为难了，究竟答应不答应呢？蔡先生说：“北大的章程上并没有说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话，我们把她们收进来就是了。”于是就有胸挂北大徽章的女子出现在学校中，给男生一个强烈的刺激。到了暑假招生，有女子来报名应考，这一年录取了三个，校中始有正式的女生。学生定《日刊》是归号房办的。有一天我去取报，哪知已被同学强买了去，原来这天报上登着这三位女同学的姓名，大家要先睹为快呢。到现在，哪个大学不收女生，试到华西坝一看，女同学竟比男同学还多了。
北大一天天地发皇，学生一天天地活泼，真可以说进步像飞一般快，一座旧衙门经蔡先生一手改造竟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于是五四运动一试其锋，文化的风头掉转到政治，就像狂飙怒涛的不可抵御。那时北洋军阀和顽固学者恨蔡先生刺骨，必欲置之死地，徐树铮竟想架炮在景山顶上轰击北大。蔡先生在法国时留了长长的须，那时逼得没法，就剃了胡子逃回老家去。虽然风潮过后又请回来，毕竟做不长了，记得民国十二年彭允彝任教育总长时就很不客气地下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应免本职”的命令。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蔡先生在江浙预备响应，被革命目标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下令通缉，他从浙江坐木船浮海逃到厦门。那时我在厦门大学任教，校中招待他，我也作陪。席上有人骂当时学生不守本分读书，专喜欢政治活动的，蔡先生就正色说道：“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不让他们担任该什么人担任！”他这般疾言厉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翌日，他应厦大浙江同乡会之招，报告浙江革命工作，说到工作不顺利处，他竟失声哭了。那时他已经六十岁，就在这般凄风苦雨之中度过了他的诞辰。
北伐胜利，他任了国民政府的几个要职。但他是生活简单惯了的人，听说他在法国时只穿工人的衣服，这时他虽任了监察院长，到他家里去还只看见客堂里沿墙放着四张靠背椅子，当中放着一张方桌，四个方凳，没有什么别的陈设。他的家在上海也只住在普通的“里”里，直到民国二十年后始迁入一所破旧的洋房。“八·一三”后，上海沦陷，他避居九龙，今天看到报上的唁电，依然是某某路某某号的“楼下二号”。
他是绍兴人，绍兴是出酒的地方，所以他从小就能喝酒。记得民国二十三四年间，他到北平，北大同仁在欧美同学会替他洗尘，一共五桌，差不多每人敬他一杯，他都喝干了。有人说：“蔡先生今天回来，看看他首创的北大，觉得高兴，所以多喝了些。”可怜这已是他最末一次到北大了！
蔡先生今年七十四岁，在他自己，辛苦了一生，已经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可是我们如何舍得他呢！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来比锡大学研究哲学、美学、人类学、文明史等等，虽然归国后为人事繁忙，自己没有写出多少东西（记得四五年前，他因为身体不好，辞去兼职和名誉职，报上说有七十余个之多，可想见其忙），但他已把他所学的一起用到实际上来了。他希望人家发展个性，他鼓励人家自由思想，他惟恐别人不知天地之大，他又惟恐别人成见之深，他要人多看，多想，多讨论，多工作，使得社会一天比一天进步，人生一天比一天快乐。这一个他的中心主张，虽则他自己没有明白说出，但是知道他的人一定是感觉得到的。这就是他在中国史上最大的贡献，也是将来的青年们所永远不能忘记的人生指导。
（1940年）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清华学校请他作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我很幸运的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敬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迅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行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铓。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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