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变革_刘京晶_9787513043168

本书以“互联网+”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意义为中心内容，全书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发生着*根本的变化革——思维变革；

第二部分从现实探索和实践案例出发，阐述了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变革；

第三部分阐述了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变革，才能真正适应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变化和发展；

第四部分通过与文化工作者的访谈，分别从管理者、从业者和社会参与者的角度共同探讨交流了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趋势和新变化。

自序

互联网+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意味着什么？作为互联网+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意义不仅仅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在线化、数据化，更是在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模式下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更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基本公共文化的需求、改善和保障文化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我们可以预见“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将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平等的公共文化体系。技术革新与不断发展将直接倒逼现有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进行变革。例如，我国现在不少的农家书屋存在利用率低、图书数量少且不受群众喜爱的问题。互联网社会下，农民对于获取资讯、技能的要求爆发，而原有的旧的农家书屋模式可能不再适应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要求，而这样的需求与供给鸿沟需要更潜入式、便捷化、人文性的方式去解决，互联网基因的注入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

思维变革。在未来公共文化服务模式选择上，将可能形成“全民总动员”的新形势。在互联网与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边界将进一步模糊，将会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建设中来，真正实现产业事业联动，共同提高居民文化水平。同时，目前的政府主导的“办文化”格局将转变为政府“导文化”，政府、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公民共同联动构建未来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格局。公共文化服务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将体现出“最大最小”的价值取向，即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同时满足个人最小的个性化需求。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将打破原有的地区条块分割的状况，充分发挥互联网传播的实时化、互动化来实现城乡、地区间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同时，未来公共文化服务更可以通过“云—网—端”的模式满足每一位公民的个性化公共文化需求，这将极大程度上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也将推动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终极愿景。

内容变革。在供需关系结构上，互联网的连通性将构建起一张全国的网络，无论你在中心城市，还是在偏远地区、贫困地区都可以享受到均等化的文化服务。在这个巨型数据网络中，大数据的开发将会针对每一位群众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创新服务。以公共图书馆为例，地方图书馆可能将在未来不远的时间内转型为区域公共文化枢纽，其主要功能不再是藏书，而是成为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多元化的在线阅读、智慧体验、文化交流、情感沟通服务的平台。图书馆可能会为年轻人提供先进的视觉增强、虚拟现实的阅读体验，同时为其在线阅读和移动阅读的提供内容服务，实现“有网络的地方就有图书馆”；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可以从图书馆找到可读可听可快速打印的纸质材料；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可以找到更为科学化的体验材料来开发智力，根据兴趣和能力开发特长；对于视觉障碍的人群来说，3D打印可以快速为他们打印任何一本网络中的盲文版文献资料。这样的科技化、智慧化服务，将大大增强公共文化的服务效率，让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不再停留在纸面上，固定在房间里，而是真正服务每一个人。

管理变革。“互联网+”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形态和群众生活方式，也颠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的文化法律体系建设、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目前我国与公共文化服务密切相关、已列入立法计划或正在修订的重大法律法规有《公共图书馆法》、《著作权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志愿者管理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或修订将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更为系统、完备的法律支撑。“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也对这些法律制定的前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法律真正在“互联网+”社会下发挥可操作性、具有引导性作用？如何构建公平的竞争机制，引导社会资源和国家资源协同为公共文化提供支持？如何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规范化的引导，从而影响国民文化素养，提升国家软实力？这些实际的问题都需要更新的思维来解决。

“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也将创新现有的治理体系。未来，一个全民参与的综合协调机制将通过互联互通的网络建立起来，届时我国互联网管理部门的权责将加重。同时，“全国一张网”的服务模式可能会造成垂直消解，即地市级和区县级的图书馆、文化馆会转型为国家服务体系的一个实体服务终端。在这个“理想国”里，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线上监督，实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实现真正的社群化管理模式，不断提高评价体系的透明指数，促进公共文化投入资源用在刀刃上。

全新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将在互联网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融合过程中建立起来。相信，在现有投入结构、效能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互联网技术，立足于大数据基础来调整财政投入的具体方向将成为可能。而数据的透明化、全民的互动化也将使得公共财政投入更加高效。

总之，“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带来的改变将是颠覆性、革命性的。如何在新的社会信息化、数据化洪流中把握服务导向、提高服务质量，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在公共文化服务思维、内容、管理三次方重构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将真正实现“文以化人”，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刘京晶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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