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面纱》是毛姆以中国为背景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女性精神觉醒的经典之作，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小说讲述了一对英国夫妇经历情感危机之后，来到中国内地的霍乱疫区治病救人，在异国美丽却凶险的环境中，经历了在家乡舒适的生活中无法想象和体验的情感波澜……对复杂人性的入木三分的揭示和刻画，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杰作。
前 言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年1月25日出生于法国巴黎——1965年12月16日逝世于法国尼斯），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著述甚丰，作品以文风朴素、背景广阔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而著称。
毛姆十岁时，因双亲已先后故去而被送回了英国，在叔父家寄居，并在英国接受教育。稍长，曾到过德国海德堡，住了约一年，后入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学医，于一八九七年毕业。他把自己在伦敦贫民区行医期间的见闻经历写进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莉莎》（1897），发表后颇受欢迎，遂弃医专事写作。曾游历西班牙和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是在红十字会和救护团队里服务，后来又从事过情报工作，到过瑞士和俄罗斯。战后曾在远东和东南亚旅行。一九二八年他在法国尼斯的菲拉海角购买了一幢别墅，并在那里定居。
毛姆最初成名于戏剧创作，一九〇八年他的四部剧本同时在伦敦上演，轰动一时，一生共创作了约三十部剧本，但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在小说创作方面，共发表了二十部长篇小说和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他的小说结构严谨，情节曲折，剪裁得体，语言简炼。他的最为著名的四部长篇是：《人生的枷锁》（1915）——这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叙述了一位年轻的医科学生的痛苦的成长经历；《月亮和六便士》（1919）——回顾了一位离经叛道的英国画家（据信是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的艺术人生；《寻欢作乐》（1930）——刻画了一位文坛巨匠（以托马斯·哈代为蓝本）及其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物；《刀锋》（1944）——讲述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军人探求人生真谛的故事。 毛姆的短篇创作也深受读者喜爱，许多描写欧洲人在异国环境中的矛盾冲突的短篇都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他的短篇创作风格接近于莫泊桑。
《彩色面纱》最初分别在美国的《时尚》杂志（Cosmopolitan）（1924年11月）和英国的《纳什杂志》（Nash's Magazine）（1925年5月）上开始连载时，毛姆已经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而小说的创作灵感却是他在三十年前，从但丁《神曲》的炼狱篇的诗句中获得的，一位意大利女人给他讲述了诗句背后的那个哀婉的故事，从而激发了他的想象。他在小说的序言里写道：“我在心里反复地琢磨它，在其后的许多年里，我也总是不时地将它翻出来仔细地推敲上两三天……我把它设想成了一个现代故事……”但是，由于他想不出一个环境，能让这个故事合情合理地发生，也由于这个故事只不过是萦绕在他脑际的许多题材当中的一个而已，时间一长，他就把它给忘记了。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从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〇年三月，已值盛年的毛姆，到中国做了一次长途旅行，这才终于为那个潜藏心中近三十年的故事，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环境。数年后他便推出了这部篇幅不大却内涵丰富的引人入胜的小说。
凯蒂·加斯廷嫁给了她既不喜欢也不了解的细菌学家沃尔特·费恩，并同他一起来到殖民地香港。在香港，凯蒂跟风度翩翩的助理辅政司查尔斯·汤森，一位有妇之夫，发生了暧昧的关系。沃尔特在发现了妻子的不贞之后，自愿申请前往中国内地霍乱流行的梅潭府地区行医，并给妻子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跟汤森结婚，要么随他一道去梅潭府。汤森为了自己的前程，拒绝跟凯蒂结婚。走投无路的凯蒂，只得随丈夫前往疫区，想就此了却一生。在梅潭府，沃尔特投入了日以继夜的防止疫情蔓延和救治病人的工作。凯蒂则结识了英国海关官员沃丁顿和当地修道院里的一群法国修女。修女们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救助孤儿和患者。在她们的无私精神的感召下，凯蒂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开始了人生的转变。得知凯蒂有了身孕，沃尔特软化了对妻子的态度，并催促她离开梅潭府，虽然他并不相信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不久，沃尔特即死于霍乱。凯蒂只身一人返回香港后，在完全违背自己心愿的情况下，竟再次委身于查尔斯·汤森。带着深深的自责，凯蒂回到了英国，并在途中接到了母亲去世的电报。最后，凯蒂打算与父亲相依为命，并随他前往巴哈马群岛。
这是一部脉络并不复杂，却让人沉湎其中，不忍释手，读时常常会掩卷深思，读后仍然要细细回味的小说。书中涉及到的事物似乎都不那么简单，情节从一个高潮进展到另一个高潮，正如连载小说所可以预期的那样。然而书中的人物描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你或许还摸不准它的男女主人公是否值得你去喜爱，究竟谁更正面一些，却已经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他们走过了这段形象鲜明的文学旅程了。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女主人公凯蒂的形象决不能用正面来形容。然而在她轻佻放荡，用情不专的行为背后，却隐藏着追求自由的冲动。凯蒂先是想要摆脱专横跋扈的母亲而草草地嫁给了不爱的人，然后又因为对婚后生活的厌倦而同一位自私自利、惯于玩弄女性的男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接着，又因为奸情败露走投无路，踏上了前往霍乱疫区的死亡之旅。当她因丈夫死亡而结束了那段炼狱般的生活，只身一人返回香港的途中，作者加进了这样一段文字：
“自由！正是这个念头在她的心中歌唱……自由！不仅挣脱了烦恼的束缚，而且从令她抑郁寡欢的伴侣关系中解脱出来；不仅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而且也甩开了使她堕落的爱情；从一切精神枷锁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了自由自在的灵魂。有了自由，她就有了勇气，无论今后发生什么，她都能从容地面对。”
有趣的是，这样的内涵，竟使这部小说在近几十年里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青睐。小说在结尾处借凯蒂之口，告诫母亲们要教育自己的女儿切莫重犯前辈的错误，要珍惜真正的精神自由，决不能因为物欲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沦为男性的玩物。
人性的矛盾，是毛姆经常在小说里探索的一个主题。在这部小说里，善与恶的对立不仅存在于人物之间，而且交织在每个人物的性格里。一个人的善恶表现之间并没有什么难于跨越的鸿沟，有时甚至以相反的面目出现。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也往往只是一线之隔。譬如，生性腼腆、举止木讷的沃尔特对凯蒂一见钟情，爱她“超过了世上的一切”，婚后对她也是“极为体贴，尽心尽力想使她过得舒适，……谁也不能像他那样温柔或体贴周到”。但是，当他发现了妻子的不贞之后，却老谋深算地策划了残忍的报复方式，带她到霍乱肆虐的梅潭府，想要置她于死地。手段之恶更甚于妻子的不贞，与他通常的为人大相径庭。可是，来到梅潭府后，不仅他渐渐地平息了愤怒，妻子也从厄运的梦魇中挣脱了出来。沃尔特最终原谅了凯蒂，并把他的爱心转而倾注到了不幸的病人们的身上。凯蒂也在与修女们朝夕相处、共同照料孤儿的过程中，开始了人生的转变。然而，看似新生的凯蒂，回到香港后，竟再次投入了汤森的怀抱，恶又一次抬起头来，虽然她随即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你不禁会惊异于作者看待人性的冷峻的目光。对于善良的天性，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毛姆都是持怀疑或保留态度的。
这部小说的书名取自诗人雪莱的一首十四行诗。诗人认为生活就是一幅彩色的面纱，上面所画的都是些人们乐于相信的不真实的东西。小说借用“面纱”来暗示那些难于看透的人和事，这在小说中可说是俯拾皆是，这恐怕就是它读起来颇费思量的原因吧。女主人公生活态度的转变，是作者着墨最多，同时也是书中最发人深思的部分，其中贯穿着对生活真谛或人生意义的探索。命运将凯蒂带到了霍乱肆虐的梅潭府，在那里，她一方面目睹了大量的死亡：修女，士兵，孤儿和当地的民众，另一方面也目睹了修女们同死亡搏斗，忘我地救助和照料孤儿和病人们的英勇行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并加入到照料孤儿的工作中去。正是在这个人间“炼狱”里，她开始了灵魂的净化。她改变了对丈夫的态度，看清了自己的自私、轻浮和浅薄，开始懂得生活有远比寻欢作乐重要得多的丰富的内容，明白了“爱别人，从而也为别人所爱”的道理，并为自己对别人有用而高兴。这是她人生的转折点，真正的转变一旦开始，便会顺着它本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她说：“我一直在寻找一样东西，却又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弄清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且一旦我弄清楚了，那么一切就会大不相同了。”她在寻找什么呢？小说并没有明说。但是，她一直视那些圣徒般的修女们为榜样，“她们放弃了一切，她们的家，她们的祖国，爱情，孩子和自由，……献身于一种充满了牺牲，贫困，绝对服从，劳累和祈祷的生活。”她们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她们相信这会让她们获得死后的永生。凯蒂为无法拥有这样的信仰而苦恼，而沃丁顿则对修女们的信仰深表怀疑：“假如根本就没有永生呢？想想，如果死亡实际上就是一切的结束，那将意味着什么呢？她们放弃了一切却一无所获。她们受骗了……”他又说：“她们所追求的仅仅是虚构的幻想，……其实，……生活本身就是美丽的。我有个想法，我们之所以能够尊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而不感到失望，唯一的原因，就是人们能从一片混沌中不断地创造出美来。他们绘画，创作音乐，写书并开创生活。而在这一切当中，最为丰富的美就是美好的生活。”这些对凯蒂来说是过于深奥了。凯蒂未能为已经转折的人生寻找到精神上的支撑点，她最终也没能掀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毫无保留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书如其名，就请读者亲自来掀开这幅彩色的面纱吧。
梅海
二〇一五年夏
毛姆，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作家，英语世界畅销的作家之一，是“盛誉下的孤独者”，更是“人世的挑剔者”。一生徜徉于三大文学领域，发表了二十一部长篇小说、三十二个剧本和一百二十余篇短篇小说，还写了大量的评论、随笔、游记和回忆录。他的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深受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序
这个故事是由但丁下列的几行诗句引发的：
Deh, quando tu sarai tornato al mondo,
E riposato de la lunga via,
Seguitò 'l terzo spirito al secondo,
Ricorditi di me, che son la Pia;
Siena mi fé, disfecemi Maremma:
Salsi colui che 'nnanellata pria
Disposando m'avea con la sua gemma.
“唉，等到你将来回到了人间，
在漫长的行程后休息够了，”
第三个精灵紧接着第二个精灵说，
“你务必要记住我，我就是拉比亚：
我在西埃那出生，我在马雷玛身亡；
先同我订婚，结婚时又为我戴上
宝石戒指的他，却要了我的命。”(《神曲》炼狱篇第五歌中的诗句）
当时我是圣托马斯医院的一名学员，复活节假期给了我六个星期自由支配的时间。我把衣服塞
进手提旅行包，揣上二十英镑就出发了。那时我二十岁。我去了热那亚和比萨，然后又前往佛罗伦萨。我在维亚劳拉大街一位寡妇（有一个女儿）的寓所里租了一个房间，从那间房子的窗子可以望见大教堂漂亮的圆顶。房租为四个里拉一天，食宿全包（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估计她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的胃口极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吞下堆积如山的通心粉。她在托斯卡纳山里有一处葡萄园，我记得，那儿酿的基安蒂酒是我在意大利喝过的最棒的红葡萄酒。她的女儿每天教我意大利语。在我当时看来，她业已成年了，但是我估计她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六岁。她曾经有过不幸。她的未婚夫，一位军官，在阿比西尼亚遇难身亡，于是她被奉为圣女，将永守童贞。一旦她母亲死了（一个丰腴、灰发、快乐的妇人不大可能会在仁慈的上帝认可之前就死去吧），厄西莉亚就投身于宗教，那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是，她当时就欣然地对此充满了期待。她喜欢大笑。我们非常愉快地一起吃午餐和晚餐，但是她对授课却十分认真，常在我呆头呆脑或漫不经心时，拿一把黑尺敲打我的关节。要不是这让我想起了书中描述过的老学究，从而惹得我大笑的话，我大概会为自己被当成孩子一样对待而愤愤不平的。
那段日子我很勤奋。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译几页易卜生的剧本，以便从中汲取描写对白的娴熟技巧和从容风格；然后我就带上罗斯金的书去考察佛罗伦萨的名胜古迹。根据书中的介绍，我欣赏了乔托钟塔和吉贝尔蒂建造的青铜大门。我对乌菲齐画廊里博蒂切利的画作表现出恰当的热情，而对大师所不称许的作品，则轻蔑地扭过稚嫩的肩膀以示不屑。午餐后是意大利语的授课时间，课后，我再次外出去参观各处的教堂，并浮想联翩地沿着阿尔诺河漫游。吃过晚饭，我往往又要出去猎奇冒险，不过，那时我非常单纯，至少是十分腼腆，每晚回来都和出门时一样纯洁善良。尽管西格诺拉给了我一把钥匙，但每当听见我进门后锁上了门，她都会如释重负地吁出一口气，因为她始终担心我会忘记锁门，而我则若无其事地又去浏览有关格威尔弗斯和吉伯林兹的历史书了。想到那些浪漫时代的作家们绝不会有我这样的行为举止，我就深感内疚，尽管我不相信他们有谁能仅靠二十英镑就在意大利呆上六个星期，而我却能尽情地享受这种节俭勤奋的生活。
我已经读过“地狱篇”（借助于译文，但是不认识的字我都认真地查过字典），所以跟随厄西莉亚从“炼狱篇”开始学。当我们读到我前面引述的那段时，她告诉我，拉比亚是西埃那的一位出身高贵的妇人，她的丈夫怀疑她通奸，却惮于她的家族而不敢处死她，便将她带往他在马雷玛的城堡，并确信当地的毒雾会置她于死地；但是她许久都未能死去，以致他日益焦躁不安，于是便命人把她从城堡的窗口抛了出去。我不知道厄西莉亚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而我那本但丁著作的注释则语焉不详。但这个故事不知怎的却引发了我的想象。我在心里反复地琢磨它，在其后的许多年里，我也总是不时地将它翻出来仔细地推敲上两三天。我常常反复地沉吟那一句：“我在西埃那出生；我在马雷玛身亡。”但是，这毕竟只是萦绕我脑际的许多题材中的一个而已，时间一长，就忘记了。当然，我把它设想成了一个现代故事，而在当今世界上，我却想不出一个环境，能让这类事件合情合理地发生。直到我在中国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才找到了这样的环境。
我想这是我所写过的唯一一部起源于故事而非人物的长篇小说。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易解释。你无法在一片空白中恰如其分地构思人物；你在构思他的同时，会把他设想在某个环境里，做着某件事；因而人物和他的主要活动似乎就是想象力的同时的产物。然而在这部小说里，人物却是挑选出来以适合我逐步展开的故事的；他们都是根据我在别的环境中早已熟悉的人物塑造出来的。
写这部书我曾经遇到了一个作家所易于面临的那类麻烦。原本我的男女主角姓莱恩，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姓氏，然而不巧的是，这也是香港一些人的贵姓。他们兴起了诉讼，连载我的小说的杂志社的老板们不得不花二百五十英镑来平息这场官司，我也将这个姓氏更改为费恩。此后，助理辅政司又认为自己受到了诽谤，并威胁要起诉。这让我感到奇怪，因为在英国，我们尽可以把首相搬上舞台，或将其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或是大法官，以及此类显赫机关的要员们也都不会将此当回事。奇怪的是一个职位如此卑微的临时官员却认为自己成了影射的目标。不过为了息事宁人，我还是把香港改成了一个杜撰的殖民地庆延。事件发生时此书业已出版，于是被悉数收回。但是，一些收到过这个版本的狡猾的评论家们却以各种借口并未将书交回。我估计该版本大约尚有六十本存世，这些书如今具有了文献学的价值，遂使收藏者们不惜出高价以求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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