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完整讲述著名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求学、做学问的学术生涯。着重叙述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倡导“整理国故”，对传统文化展开反思；呼吁中国文化“充分世界化”；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等学术思想和贡献。
胡适与整理国故
在当代中国，“国学”一度成为显学，这体现了人们重新正视文化传统的一面。
整理国故的意义与方法
胡适最初谈论国故，主要视其为学术问题。1919年8月，胡适在答毛子水的信中，初步阐述他关于研究国故的基本看法。他提出研究国故的学术性和运用科学方法的必要。他强调，研究国故，出于人类求知的天性，不应当先存有用还是无用的成见。他强调学问是平等的，学术是非功利性的，学问不应以狭义的功利观念来衡量。
1919年11月，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整理国故就是要从乱七八糟里寻条理脉络，从无头无脑中寻前因后果，从胡说谬解里面寻真意义，从武断迷信里寻真价值。他提出的口号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也就是说，胡适提出“整理国故”，是为再造文明服务的。
胡适还提出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保存国粹”之前，先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他强调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所谓评判的态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1920年暑假，在南京讲学期间，胡适讲了《研究国故的方法》。他提出四个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和“整理”。至于如何整理国故，第一步是有条理系统地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做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1923年1月，北大《国学季刊》创刊，胡适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胡适在发刊宣言中，把过去三百年的国学研究的成就归为三项：版本学、训诂学、校勘学的“有系统的古籍整理”，发现和翻刻古书，考古。他批评近三百年来国故研究“研究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因此“这样近三百年来，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标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他提出复兴与提倡国学研究的三条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整理）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还开列了一个“理想中的国学研究”的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后，整理国故蔚然成风，对中国传统小说、古代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胡适的宣传引起了古史研究热，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21年1月胡适致书顾颉刚说：“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他提倡的在古史研究中的疑古精神，极大地触动了顾颉刚。1923年，胡适编的《读书杂志》发表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住。顾的观点引起了历时九个月的有关古史的讨论。胡适肯定了顾的怀疑态度，称此为“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并将其归纳为“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
顾颉刚也将自己在古史辨伪上的贡献归因于胡适的影响：“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
胡适曾给青年学生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多达158种，上千册书。《书目》在当时的报刊中广为转载。《书目》所列之书范围极广，经学、理学、子学、佛典、文学，应有尽有。胡适希望因此让普通青年人得到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与胡适不同的是，鲁迅在应《京报》副刊的要求开列青年必读书时，表示“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他肯定“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由于胡适这样的新文化领袖的倡导，国故一度泛滥起来。上至名人教授，下至中小学生，也都加入了整理行列。
对于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陈独秀持不以为然的态度。陈认为，称“国故”或“中国学”尚可，而不可称为“国学”，胡适等人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对于陈独秀批评他挤香水，胡适辩解道：“我们说整理国故，并不存挤香水之念；挤香水即是保存国粹了。我们要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水，皆是事实，皆在整理之列。”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将整理国故视为治疗思想界膏肓之病的“泻”法，“‘法宜补泻兼用’：补者何？尽量辅人科学的知识、方法、思想。泻者何？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
国故热过头，胡适也有所反思。1928年9月，胡适撰《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向少年朋友们提出警告。他提醒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他“披肝沥胆”地向人们告白说：他之所以要“整理国故”，是因为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发现的种种病菌”，因而他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胡适认为这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就是“捉妖”和“打鬼”，“可以解放人心”。
除提出整理国故的理论与方法外，胡适还在实践上整理国故，并有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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