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_(美)凯瑟琳·海勒著_9787301280768

本书深入探究“身体”在信息时代的命运，责无旁贷地阐明我们所身处的虚拟时代以及未来的走向。融贯技术与文化的历史，从控制论的诞生到人造生命的出现，作者凯瑟琳·海勒梳理出三个相互交织的故事：信息如何失去它的身体，即信息如何变成一个脱离物质形态的概念性实体；赛博人的文化观念与技术建构；控制论对人本主义主体的消解。她向我们说明，成为后人类或许是一个噩梦，但也许蕴含了某种解放的可能性。

序�6�9言

你独自待在房间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两台电脑（计算机终端设备）在闪烁。你用电脑与另一个房间的两个实体（人）进行交流。你看不见他们，只能根据他们对你的问题的答复来进行判断，他们当中哪一个是男的，哪一个是女的。或者，阿兰·图灵1950年在他那篇经典论文《计算机和智能》提出了著名的另一种版本的“模仿游戏”，你必须根据对方的回答来区分，哪一个是人，哪一个是机器。图灵认为，如果其中一个实体想要帮你做出正确的判断，他/她/它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如实地回答你的问题。一个实体想要误导你，他/她/它将努力通过出现在你的电脑上文字复制另一个实体的特征。你的工作就是提出问题，将语言行为与具体的现实区分开来。图灵指出，如果你不能区分智能的机器和智能的人类，那么你的失败将证明：机器能够思考。

在计算机时代的初创时期，消除具体形象的行为，是为了让“智能”（intelligence）成为对符号进行形式处理时的固有属性，而不是人类生命世界的表现。图灵测试为之后三十年的人工智能设定了议程。为了获得能够思考的机器，研究者们围绕图灵测试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消除具体形象。最重要的是形式的生成和信息形态的控制。克劳德·申农（Claude Shannon）和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对于信息的定义推动了这一进程。他们正式提出信息不同于信息的载体而是一种独立实体的概念。根据这种构想，进一步将信息看作某种没有具体形状的流（fluid），可以在不同的基质（载体）之间流通传递，而信息的意义和本质都不会丢失。在图灵的论文发表四十年后，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撰文指出，人类的身份（人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化的规定与表现。他认为，这个观点（命题）可以通过将人的意识下载到计算机来予以证明，并且还设想了一个方案来演示其原则上的可能性。我们不妨将这个设想叫做莫拉维克测试，它在逻辑上是图灵测试的继承者。图灵测试是为了证明机器可以进行思考（之前，思考被认为是只有人类头脑才有的特殊能力），莫拉维克测试则旨在证明机器可以成为人类意识的储存器——即是说，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机器可以变成人。你就是电子人（Cyborg，部分机能由各种电子或电机装置代替的半机械人），电子人就是你！

从图灵到莫拉维克的过程中，人们一直强调用图灵测试来区分进行思考的人类和进行思考的机器，而往往忽视了图灵最先通过这个实验来区分男人和女人。如果你不能正确地辨别人和机器，你的失败将会证明机器能够思考；那么如果你不能正确地区分男人和女人，你的失败又将证明什么呢？在这个人类与自己的革命的继承者（智能机器）相遇的原始场景中，为什么会出现性别区分呢？性别化的身体与具体形象的消除，与后来机器人形象中机器和人类智能的融合有什么关联呢？

在他对于图灵的智识经历深思熟虑的观察中，安德鲁·霍奇斯敏锐地指出，图灵的嗜好总是与世界有关，世界在他眼里就像一个逻辑严密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霍奇斯说，图灵对说与做之间的区别视而不见。图灵根本不理解“关于性别、社会、政治或者秘密的问题将会表明，能够限制人们可能会说什么的因素，不是解决困惑的智慧，而是可能会做什么的条件”（423—424页）。霍奇斯认为“对于（图灵）自己而言，互不相连的机器，仅靠电传打字机进行交流，就像一种理想的生活。他可以独自待在房间里，只要通过理性的推论就可以处理外部世界的问题。这种生活是约翰·密尔（J.S. Mill）完美自由的体现，集中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言论自由”（425页）。后来，图灵因为自己同性恋的问题与警察和司法系统卷入纷争，以另一种声音演绎出图灵测试所包含的种种假设。针对他的定罪，以及针对他的同性恋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命令）的荷尔蒙治疗表明，在同性恋恐惧症的高压秩序中，社会的权力为了在公民身上强化自己的意志，做比说重要得多。

尽管霍奇斯关于图灵的传记非常敏锐、深刻，但是他对图灵在模仿游戏中包含性别问题的解释却有点奇怪。按照霍奇斯的说法，性别“实际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东西，论文为数不多的几页内容并没有说得很清楚。这个游戏的要点在于，一个男人成功地模仿女人的回答并不能证明什么。性别取决于事实，而事实不能简化为一系列符号”（415页）。但是，在原来的论文中，图灵根本没有将性别作为反证例的意思；相反，他平行地对待两种情况，通过对称性暗示，性别和机器/人物的例子是为了证明同一个问题。难道正如霍奇斯争辩的，这是一篇糟糕的论文，它不能表达性别解释和思想解释之间预料中的对立？或者完全相反，这篇论文所表达的心身平行论太具争议性和颠覆性，以至于霍奇斯难以接受或者不敢承认？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谜题就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为什么图灵要包括性别问题？为什么霍奇斯坚持认为图灵包括性别问题是为了暗示（尽管考虑到性别）语言行为不能等同于具体现实？解开这些谜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分别将它们看成是超越和强化主体界线的努力。通过纳入性别问题，图灵暗示，重新协商人类与机器的界线，将会涉及的不仅是将“谁能思考”转化为“能思考什么”的问题。它同时有必要追问自由主体的其他特征，因为它形成了区分表现的身体与再现的身体的关键步骤。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这种解释必然会让主体成为电子人（Cyborg），因为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已经通过技术密切联系起来。如果你能够正确地区分哪一个是男人哪一个是女人，你实际上将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重新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性别身份。但是，正是这个测试的存在，意味着你也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因此，不管你做出何种选择，这个测试都能创造析取/分辨表现身体与再现身体的可能性。图灵测试所“证明”的，即：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之间的重叠不再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是一种视具体情况而定产物。技术已经介入其中，并且技术与产物的身份交织缠绕，以至于不再可能将它与完整意义上的人类主体分离开来。在逆向反馈的圆环中，提出“能思考什么”的问题，必然也会改变“谁能思考”这个命题。

根据这种观点，霍奇斯关于图灵性别测试不具有身份方面的含义的看法，可以看作一种保护主体的界线不被转化、坚持会思考的机器的存在并非必然要影响人的存在意义的努力。如果霍奇斯关于图灵测试的解释是一种误读，那就意味着他准备对文本强加一种力量，使文本的含义偏离图灵测试所指定的方向，重新回到更加安全的起点，让具体形象来保证性别含义的明确性。我认为他关于具体形象可以保护性别的明确性和保证人类身份的想法是错误的，而他强调让具体形象重回舞台中心的重要性则是对的。具体形象所保障的，不是男性与女性的区别，也不是会思考的人类和不会思考的机器之间的差异。相反，具体形象更清楚地表明，思想是一种更加宽容的认知功能，它的特殊性取决于它所表现的形式。

将图灵测试视为一种魔术。就像所有正当的魔术一样，图灵测试依赖你在最初阶段接受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将会决定你如何解释你后来所看到的一切。最重要的障碍并不会出现在你尝试决定哪个是男人、哪个是女人、或者哪个是机器的时候。相反，这种困扰会来得更早，一旦进入测试所规定的控制论范围，你就会面临各种干扰。测试将你的意志、愿望和知觉胶结成一个分布式的认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再现的身体与表现的身体通过不断灵活变化的机器界面结合起来。当你凝视着闪烁的能指（符号/标记）在电脑显示屏上滚动，不管你对自己看不到却被表现在屏幕上的实体赋予什么样的认同，你都已经变成了后人类。

338页-345页

《血色音乐》中变异的身体

维吉尔·乌拉姆（Vergil Ulam）是一个才华横溢但不负责任的研究者，他发现了一种可以将人类的细胞与计算机的芯片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他的名字由维吉尔和乌拉姆的结合而成。维吉尔是但丁（Dante）的引路人，而乌拉姆则是原子弹的共同发明者之一斯塔尼斯洛·乌拉姆。这个名字暗示他作为引路人和泄密者的双重功能。当他违法的研究被管理人员发现，维吉尔非常恐慌，决定把生物芯片吞到肚子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生物芯片带出实验室，然后再从自己的血液中取回芯片。但是这些细胞有另外的想法。在维吉尔的身体内，细胞继续进化，直到每一个细胞都像人一样智能。仿佛在实现维纳噩梦般的想象——在能够回避并且破坏人类主体的小型内部单元之间建立通讯路径，细胞渐渐控制了它们的宏观主人（macroscopic host）。经过高度组织，这些细胞开始重新组织维吉尔的身体：重建他的脊柱，纠正他的视力，改变他的代谢。在几天之内，细胞就突破了血脑屏障，并且发现维吉尔是不能同宇宙共存的。然后，它们又开始渗透他的皮肤，占领外部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它们几乎改组了北美的所有人口，把人类从自主的机体变成流动的棕色薄片，优雅地垂悬在自然景观之上。

人类的语言已经在其中编码，除了很多向量，还包括机构、自主性和不连续边界等作为一个人类行动者的条件。当细胞同时变成发言人和行动者，格瑞格·贝尔努力为它们发明一种语言和文字设计（Typography），这种文字设计可以对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编码。与维吉尔不同，他们有两个对话者。一个是维吉尔公司的高级顾问迈克尔·伯纳德（Michael Bernard）。伯纳德逃到了欧洲的一家生物研究公司内的一个高度安全的隔离房间里。尽管他已经被感染，但细胞还没来得及改组他的身体；困在隔离的房间内，细胞不能与其他细胞殖民者建立联系。在北美，人类与细胞的对话通过苏茜·麦肯齐（Suzy McKenzie）继续进行。苏茜是一个行动迟缓的智障女人，细胞还没有对她进行改造。尽管苏茜认为她之所以未被改造，可能是因为细胞想把她当做一个快要消失的物种的标本，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BM，p.220），但是我们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她的智障与一种奇怪的血液化学相关，而细胞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苏茜，这种对话采取了她与家庭成员进行交谈的形式。在完成“改变”之后，家庭成员都回到她身边。（家庭成员）不再是人类，这些后人类是细胞用了很多努力才建成的复原体（reconstructions），并且只能维持很短时间。这些复原体暗示，苏茜可以选择是否愿意改变。由此，对话就变成一种手段，作者可以通过这个手段比较人类与后人类状态的相对优势。复原体向苏茜保证关于改变的事情，告诉她除了失去孤独，其他什么都不会失去。这些后人类坚持认为他们没有被破坏，仅仅发生了变异，因此他们现在还能够与成千上万其他的智能生命（intelligent beings）进行连续、丰富的通讯。比她的人类同伴满一些，苏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到寂寞与孤独。在北美几乎没有另外的人类同伴了，这个事实进一步突出了苏茜孤独的处境。这种处境就像是对人类情境的隐喻。与细胞的合并精神力量相比，人类只是低劣的品种，患有先天不足和精神缺陷，除非通过深度调解的不确定方式，无法与自己的同伴进行交流。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苏茜，紧紧抱着我们的自主性（好像是一种令人上瘾的药物），忍受着强烈的孤独感；（我们）都太顽固、太迟钝，不能接受任何改变，特别是可以把我们变成后人类的那些改变。

对于伯纳德，与苏茜一样的智能和速度是缓慢的、不知所措的，对话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形式。正如维吉尔所做的一样，伯纳德通过心灵感应术（telepathically）“听见”了细胞，并且通过肌肉运动感觉“感觉”到它们作为一种音乐在他的血液中。由于在改变他的行动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细胞努力尽可能长久地保存他的本身（identity）。“你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细胞继续向他通讯。“我们已经把你的部件编码到很多处理团队中。我们能够把你的个性（PERSONALITY）译成代码并且完成回路”。伯纳德坦白地说，“我担心你们会从中偷取我的灵魂”。细胞反驳说，“你的灵魂已经被编码了”（BM，p.174）。将他像胶囊一样包裹起来的隔离室，是对他作为一个人类的存在情境的换喻。他的情况属于例外，因为他确实与自己的人类同伴完全隔绝了；但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却很典型：与细胞（后人类）体验到的丰富、连续不断的通讯相比，所有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对隔绝的。面对与世隔绝终身判决，或者作为细胞殖民地的生命，伯纳德——像苏茜一样——决定心甘情愿地走进黑夜。通过他的计算机终端——当细胞改造他的手指/脚趾（digits）以便他可以直接地进入数字的信息流时，计算机终端已经逐渐与他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他给自己曾经的人类伙伴发回一些报告，谈论变成后人类的感受：“这里没有光，但是有声音。它为他充满了大量迟缓的波动，不是听到而是他的数百个细胞感觉到。细胞根据血液的冲击进行跳动、分离和收缩。他在自己的血液中。他可以体验正在构成自己的新生命（new being）的细胞的存在，以及并非直接作为他的部件的细胞的存在。他能够感觉正在推进他的细胞质的微管道发出的挂擦声。他能够感觉到的最不平常的，其实是——所有感觉的基础——细胞质本身”（PM，p.189）。

这种情景让人想起了马图拉纳的强烈主张：人类不是别的，只是自己的自创生过程。但与马图拉纳的想象不同的，是支配这个情节的必然的变化。自始至终，细胞都在警告伯纳德，他们不会无限地延迟对他的改造。它们强迫性地推进扩张与改造，让人想起资本主义的铁律——保持消费增长的循环高速旋转，以免经济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崩溃。细胞也许不会表现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但是它们像良好的资本主义一样，不由自主地寻找新地盘来满足自己的帝国扩张。

尽管重点在于强调具身中的变化，小说中的科学家们还是宣称信息是现实的本质，仿佛要在这里证实最后的现实是计算宇宙。数学家戈加蒂（Gogarty），曾经在伯纳德被隔离期间前去拜访过他。戈加蒂宣称，“这里没有别的，只有信息。所有的粒子，所有的能量，甚至时间和空间本身，最终都只是信息”（BM，p.177）。戈加蒂与伯纳德共享的这个假设，是一种匪夷所思的科学，掺杂着不确定性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意识和宇宙共同决定自然法则。直到现在，地球上的意识密度并不足够，无法引起相当可观效果。但是由于十亿万亿个智能细胞居住在星球上（戈加蒂不无反讽地指出，完全忽略微不足道的人口数量），那么多观察和理论活动都在表明，宇宙已经不再具有应付必然变化所需要的灵活性。意识的质量（Mass of consciousness）已经变得非常巨大，就像一颗处于崩溃边缘的恒星，它必然会爆炸，并且造成一个思想黑洞。

为了防止灾难，细胞——现在已经相当智能，因此戈加蒂称之为卵母细胞（Noocytes）——发现可以通过一种途径收缩自身以便消失在终极现实的结构中，变成［就像法国哲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智能圈（noosphere）］一种纯粹智能的光环。人类身体继续占有的物质性，毫无疑问是其领地范围的一种标志符号，既象征他们与终极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象征着他们的弱小的精神活动。相比而言，人类的精神活动太微不足道了，以至于无法解释万物的宏大结构。在巨变之后，被抛弃的人类充满迟到和怀旧的感觉，在卵母细胞的收缩行动造成的“温柔的混沌”（gentle kind of chaos）中尽其所能地维持（BM，p.239）。最后的转变留在世界上的随机性标记，证明了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在后人类建构中的重要性。在这个文本中，即使首先关注的是变异中的身体，但信息还是被视为宇宙的母语。当细胞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事实上变得就像爱德华·弗雷金的细胞自动机，不断趋于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下，它们将会离开自己的身体，变成无重的信息。

为什么这个文本能够将朝向后人类的转变描绘成一种积极的发展呢？我认为，它之所以能够这样，主要是因为文本坚持认为后人类不仅能够治愈标记人类主体性的各种异化，而且能在协议中保存自主性与个体性。早在维吉尔还是一种人类形式（尽管处于突变中）时，他与细胞之间的交流已经足够让他了解它们的存在状况。尽管任何种类的反抗都是不允许的（抗体只是攻击并且杀死任何违抗中央命令的细胞），维吉尔有点语无伦次地坚持说，“这并非就是一种专制。实际上他们比我们更自由。它们的变化非常不同”（BM，p.72）。当伯纳德正在收缩为细胞的比例时，细胞把他引进了“思想宇宙”（THOUGHT UNIVERSE），在那里，他遇到了像但丁一样的维吉尔的身影。应伯纳德的要求，曾经是维吉尔的卵母细胞群，复活了一个维吉尔的形象；伯纳德与这个复活的形象进行了交谈。其实，这个复活的维吉尔绘制的关于细胞世界的图景像天堂一样：“经验由思考活动生成。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成为我们希望的，或者记住我们希望的，或者思考任何事。我们不会因为缺乏经验或者知识而受到限制；一切皆为我所用”（BM，pp.203—4）。即使用乌托邦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主张都显得有点过分，但它们清晰地表明为什么达科·萨文（Darko Suvin）把《血色音乐》称为“天真的童话”。这个童话迎合了“流行的愿望梦（wishdreams），比如：我们爱的人都不会死；我们过去的错误也许全都可以弥补；所有这些愿望梦都注入了相当可疑的哲学实例和政治实例”。

另一个“愿望梦”是“不朽”。正如每一个生物学家知道的，必死性（mortality）根据规律作用，但针对细胞的规律与针对肉眼可见的人类的规律是不相同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最早的人类的细胞质的某些形迹依然存活在今天的女儿细胞中。由于细胞将他描述成“为了重新结合成BERNARD而选择的（卵母细胞）丛”，伯纳德回应道：“我是伯纳德（Bernard）”。但细胞回答说，“这里有很多伯纳德（BERNARD）”（BM，p.199）。在这种文化想象中，牺牲独一无二的身份，似乎不是什么难以承受的代价，因为回报的利益是难以置信的。这个主题最先是通过关于杰里（Jerry）和约翰（John）这一对双胞胎的叙事介绍的。就像苏茜一样，基于他们自己并不理解的原因，这对双胞胎也没有接受改变。除了偶遇维吉尔的母亲爱普里尔·维吉尔（April Vergil）之外，他们好像是在故事情节的小路上盲打误撞，因为关于他们的故事不知该向哪里发展。我怀疑他们的功能是为了介绍这个概念：某些人类已经经历过一种繁殖过的身份（multiplied identity）。“嗨，你就是我，兄弟”，一个对另一个说，“差别是次要的”（BM，p.149）。这个主题又回来了。当苏茜正在照镜子，看见一个形象从镜子里走出来，并且拉着她的手，因此她在改变的过程中就不孤独了。这个形象，绝不仅是外貌/魅影，而是一种细胞复原体（reconstruction）。“它们拷贝了她。复印了她”，苏茜认为（BM，p.245）。姐妹、孪生、女儿，细胞复制安慰并引导苏茜，暗示唯一身份的失去，也许根本不是真正的失去。

尽管人类形式和唯一性被抛弃了，但后人类被包含在《血色音乐》中，因为它被用来象征一种必然理想化的东西——身份、个性、完美的共同体、无瑕的相互交流，以及长生不死的结合体。改变的规模象征一种转换，而不是对普遍价值的彻底抛弃。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也许已经收缩到微观的维度，但并未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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