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研究_陈昭全，陈晓萍，张志学主编_9787301271513

知名心理学家梁觉教授论文精选！著名心理学家梁觉教授英年早逝，令海内外学界同仁深感遗憾。梁觉教授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科研、教学和学术社区的服务之中，为华人心理学和中国管理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纪念他，我们从他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了能够代表他研究领域和特色的11篇文章，包括他在分配公平、冲突处理与谈判、和谐、社会信念几个领域中发表的具有很高影响力的研究作品，从中可以体会到梁教授的学术风格和发展历程。这些文章有的考察了中美差异，有的从多元文化视角比较各国在社会信念的差别，不只局限于心理学，还延伸至管理学领域。本书虽然并不能反映他研究和作品的全貌，但希望并相信这些文章对于同行的后续研究将有所启迪和帮助。

纪念梁觉教授（代序）

梁觉教授于2015年5月25日英年早逝，学界同仁无不扼腕叹息。中外学者纷纷在自媒体、网络以及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纪念他，同行们也在不同的学术场合举行纪念活动，MOR杂志计划出版关于梁觉教授学术研究的特刊。受IACMR的委托，我们特别编辑这本书，一方面向读者呈现梁觉教授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从他颇具前瞻性与洞察力的研究中获得启迪，另一方面也表达IACMR以及我们对于梁觉教授的怀念和敬意。

梁觉教授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科研、教学和学术社区的服务之中。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生物，毕业后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任教，之后担任心理学系主任。后来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任讲座教授，并担任管理系主任。2014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学任管理学院讲席教授，潜心从事学术研究。他是国际商务学会、美国心理科学学会以及跨文化研究国际学会的会士。他曾担任《亚洲社会心理学》的主编、JIBS的领域主编和副主编、《亚太管理杂志》和《跨文化杂志》的副主编；担任过MOR的副主编，并为IACMR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他还担任过跨文化心理学国际学会（IACCP）的主席、亚洲社会心理学学会的主席等重要学术职务。

梁觉教授对学术非常执着，数十年来初心不改，一直孜孜不倦地开发新的研究课题。有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之后，他和樊景立教授一起回香港，两个人在登机口等飞机时讨论学术问题，完全沉浸在讨论中，竟然彻底忘记了坐飞机的事，硬是把航班给错过了。正是对于学术的痴迷精神，造就了梁觉教授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他的研究横跨心理学和管理学，在跨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及方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早期的研究多专注于跨文化心理学，比较中美文化中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异同。中后期的研究一方面注重方法论本身，另一方面开始重视本土概念研究，同时还继续中外对比研究，特别是在创造力这个课题上。纪念梁觉教授（代序）梁觉超越东西文化的研究:梁觉教授论文选集决定编辑本书时，我们三人经过讨论，从众多作品中选出了能够代表梁觉教授研究成果和特色的11篇文章，包括他在分配公平、冲突处理与谈判、和谐、社会信念几个领域中发表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研究作品。

仔细阅读这11篇文章，可以体会到梁觉教授的学术风格和发展历程。他由于中美分配公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Leung & Bond, 1984；本书第1章）而开始受到学界关注，随后他又发表了比较中美解决冲突方式的研究报告（Leung， 1987；本书第4章）。他还意识到中国人与美国人对于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态度不同，揭示了中美两国人在处理与内外群体成员之间冲突上的差异，并以文化集体主义解释了这种差异（Leung,1988；本书第5章）。这三篇文章成为跨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也奠定了梁觉教授在跨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

除了考察中美差异之外，他的作品还比较了在韩国和美国文化下，互动目标对于公正原则选择的影响（Leung & Park, 1986；本书第2章）。采用他在社会公平研究中采用的范式，他与合作者通过三个环环相扣的研究揭示了在资源分配决策当中，互动公平对于个人自我中心偏差的影响（Leung, Tong, & Ho, 2004；本书第3章）。基于他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以及他在冲突处理和奖赏分配方面的研究积累，他系统地总结和分析了冲突处理、谈判以及奖赏分配方面的跨文化差异（Leung, 1997）。这篇论文被从事谈判、冲突处理和奖赏分配领域的研究者频繁引用。由于梁觉教授熟悉多国文化，因此他与同事致力于从多元文化视角建立起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信念的模型，并在世界各国收集数据，比较各国在几个社会信念上的差别（Leung & Bond, 2004；本书第9章）。这项工作激发了全世界的学者从事社会信念的研究。

梁觉教授对于中国文化具有深入的理解，并在研究中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西方人注重对冲突的处理和管理，而他觉得中国文化注重关系，中国人很注重和谐。他在前面提及的1997年的那篇总结性的文章中，开始对“和谐”进行界定和分析，几年之后，他明确区分了和谐具有“和谐提升”和“避免分裂”两种不同的动机，并推演出它们会导致不同的冲突处理方式（Leung, Koch, & Lu, 2002；本书第6章）。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师生交流时曾说，他认为关于和谐的研究虽然具有高风险但却很值得做。后来，他与同事进一步开发量表，比较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和澳大利亚三个样本在和谐观念上的异同，还考察了和谐的两种动机与五种冲突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中澳文化中存在的差异（Leung, Brew, Zhang, & Zhang, 2011；本书第7章）。

梁觉教授的研究不只局限于心理学领域，还延伸至管理学领域。他基于在跨文化和公正判断方面的深厚积淀及洞察力，与同事们合作建构了文化与公正判断之间关系的理论（Morris, Leung, Ames, & Lickel, 1999；本书第8章）。从心理学系进入商学院任教之后，他开始将自己在跨文化领域的积累应用于国际商务领域。他与合作者就文化及国际商务之间关系的论述（Leung, Bhagat, Buchan, Erez, & Gibson, 2005；本书第10章），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这篇文章是他的作品中被引用次数最高的文章之一。他最新的文章，进一步整合当代社会心理学，尤其是文化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和理论，阐述了文化与行为之间关联的动态机制（Leung & Morris, 2015；本书第11章)。相信这篇文章会启迪国际商务学者开展更多的研究，也有助于学者揭示全球化环境下人们的工作行为规律。作为学界同行，我们三人都与梁觉教授具有深入的交流和深厚的情谊。在听到梁觉教授病重住院的日子里，我们时时挂念，希望他早日康复，一切安好。然而我们的心愿落空了，听到梁觉教授去世的消息，我们每个人都异常悲痛。我们对他的怀念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退，每每想起他来，依然感到心痛。他是我们尊重、景仰和热爱的良师益友。下面这些内容分别简述了我们每个人与他的交往，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这些内容改编自陈昭全2015年8月9日在美国管理学会（AOM）年会上举行的纪念梁觉的活动上的发言，以及2015年5月26日陈晓萍和张志学听到梁觉去世的消息后当天写的纪念文章。陈昭全最初了解梁觉，缘于阅读他关于中西方文化中分配公平差异的开创性研究。当昭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梁觉已经是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权威学者。梁觉发现，在分配报酬时，中国人偏好平等而西方人倾向于公正。昭全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并得到了实证支持，即伴随着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人甚至比美国人更支持差异化的报酬分配。在第一次和梁觉见面时，昭全感到忐忑紧张甚至隐隐不安，因为两人的研究结论相悖，不知道梁觉会作何反应。没想到梁觉对于这篇论文大为赞扬，并与昭全握手表示祝贺。梁觉的宽广胸襟和包容品格深深地感染了昭全，从此昭全开始向梁觉请教有关中国文化、组织公平和跨文化心理学的知识。两人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日渐加深。

梁觉和昭全后来各自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大学访问，与对方的博士生们见面，分享他们对于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品质——志存高远、满怀热情、充满好奇和具有内在动机——的理解。之后两人有更多的相互帮助和合作：共同在MOR的编委会中工作，共同在MOR期刊上合作编辑“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特刊，也受陈晓萍之邀一起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OBHDP)上主编“中国管理研究”特刊。

陈晓萍和梁觉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友，他们先后在心理系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梁觉比晓萍早10年毕业。由于他们师从同样的教授——Harry Triandis和Sam Komorita，因此晓萍开始读博士时，Komorita教授总是向她提起梁觉，说他是一个“在压力状态下达到最佳工作状态”的人，让晓萍印象深刻。晓萍毕业后去香港科技大学任教，那时梁觉是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两人在香港见面，之后因IACMR的工作开始更多地交往。梁觉担任JIBS的领域主编时，曾主管晓萍投给JIBS的文章。他在整个审稿过程中向晓萍提出要求并给予指导，使得该论文的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并最终得以发表。晓萍曾经担任IACMR的第二任主席，也曾担任MOR的顾问编辑。梁觉先是担任学会期刊MOR的资深编辑，后来又担任其副主编，还兼任过MOR“中西方创造力”特刊的主编。晓萍成为OBHDP的主编之后，邀请梁觉加入编委会，后来又邀请他担任OBHDP“中国现象研究”特刊的特约主编。而梁觉在研究、教学和行政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都欣然应允。

晓萍和梁觉都在IACMR举办的管理研究方法培训班上担任导师工作。这个培训班每两年办一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管理学者。每期前后四五天的时间，导师每天12个小时高强度地工作，与多所大学的年轻教师、博士生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在这些培训班里，梁觉和晓萍作为导师及筹办者，进行了很多的交流和商榷。梁觉为人随和，非常容易共事，从来没有任何架子。两人无论在IACMR的活动中还是在AOM碰面时，都是既谈学术也拉家常。在晓萍看来，梁觉从来都是十分放松、洒脱的样子。他不仅擅长，而且从内心深处热爱这些工作，总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张志学与梁觉交往很多，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4年12月5日。当天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首届MOR前沿研讨会上，梁觉邀请志学在他召集的专题会上发表演讲。会议结束后，志学坐他的车到香港中文大学火车站，从那里回深圳继续第二天的教学工作。路上，志学告诉梁觉一个好消息，他们关于进言的文章已经进入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的第三轮评审，该论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避免分裂”。志学表示等文章被接受后就发给梁觉，表明他基于中国文化提出的概念已被国际高水平期刊认可。等到文章被接受时，梁觉已经病重，一直没能阅读，留下了遗憾。

志学在香港理工大学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想到即将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从心理学研究者转为组织管理研究者，就希望找机会向前辈学习。2000年春天，梁觉邀志学去他家聚会，聊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也在学术上给了志学一些建议。光华管理学院创办国际博士生项目之后，志学邀请梁觉与博士生们分享研究心得。他讲了自己七个引用率最高的研究，分析它们为什么受同行关注，创新点在哪里。最后讲到关于“和谐”的研究时，他说这种研究具有高风险，他不以发表文章为目标的时候才敢做。2005年志学去香港拜访时，梁觉分享了自己如何管理时间、如何平衡研究和行政工作、如何指导博士生的心得。2009年年底，梁觉、志学等一行十多人去德国大学访问。在长时间的晚餐过程中，内地学者由于缺乏感兴趣的话题而显得沉闷和无聊。但是，梁觉却能与德国同行们聊很多有趣的话题。事后，他被问起为什么如此善于聊天时回答说，闲谈其实也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他平时善于学习和积累，并思考看到的东西，当需要闲谈时就能够与别人交流和分享。这可能是他颇具研究洞察力和创造力的原因。在我们看来，梁觉教授既拥有中国传统的君子之风，同时又是一位后现代的世界公民。他在学术和生活中兴趣广泛、待人温和、平易近人，他周游世界、学识渊博、研究精湛，精通并赞赏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他在与人交往时总是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总能给别人带去知识和精神上的启迪，而又永远与世俗钻营的物质利益保持距离。在当下诸多精英都在追求权力、资源和名利之时，梁觉教授以他的清新之风留给了我们这些学人难得的精神财富。

梁觉教授在有生之年尽了最大的努力为社会、为他人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感谢他为华人心理学和中国管理研究作出的卓越贡献，也表达我们以及同仁对于他的纪念。虽然本书并不能反映他研究和作品的全貌，但我们希望并相信这些文章对于同行的后续研究将有所启迪和帮助。

陈昭全、陈晓萍、张志学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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