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宗教的国家，世界上的大多数宗教都在美国有栖身之地，而美国宗教在形塑来自世界各地宗教的同时，也为所有这些外来宗教所形塑。因此，美国宗教研究不仅要探讨美国本土宗教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境外宗教的美国化，而且要研究美国宗教发展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宗教的海外扩张，从而促进与美国宗教国际化相对应的美国宗教研究的国际化。本辑所收录的部分论文研讨宗教与美国的内政外交，其余部分则涉及包括伊斯兰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国家安全、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以及基督教传教运动史在内的国际宗教问题。
作为全球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宗教的国家，世界上的大多数宗教在美国都有栖身之地；美国又是目前世界上在宗教上最具有扩张性且具有向世界各地投射宗教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在向世界输出民主的同时，也通过其教牧大亨（pastorpreneurs，或可译为教牧创业者）、慈善事业（philanthropy）、基督教传媒（Christian Media）以及传教士（rmssionanes）这四个“宗教出口业”的“要害部门”将美国宗教以及美国宗教观念和模式输送到世界各地。而美国宗教在形塑来自世界各地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宗教的同时，也为所有这些外来宗教和当地宗教所形塑。
因此，美国宗教研究不仅要探讨美国本土宗教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境外宗教的美国化，而且要研究美国宗教发展的国际环境和海外扩张，从而促进与美国宗教国际化相对应的美国宗教研究的国际化。鉴于美国“宗教出口业”的主要推手是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宗教和宗教组织因此又成为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非传统外交的重要研究对象，而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实践中也已成为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因此目前把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从政府和政策层面拓展到对外关系层面，从而扩大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大趋势。
美国智库人士曾建言，美国外交要向世界尤其是穆斯林世界表明“美国不是一个宗教威胁”。但美国的“宗教出口业”和大张旗鼓的海外传教事业、美国政府对他国宗教状况说三道四，以及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借宗教名义对他国主权和内部事务的干涉，即美国将“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的种种做法，确实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感到是某种“宗教威胁”。上述命题可引起人们对美国宗教模式及其世界影响的一些反思。相形之下，那些历史上多神信仰、不强调劝信改宗尤其在宗教信仰上不咄咄逼人甚至反客为主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等，反倒更具备促进全球宗教和谐的潜质。
《宗教与美国社会》系列丛书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市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辑所收录的论文除研讨宗教与美国的内政外交外，还涉及包括伊斯兰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国家安全、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以及基督教传教运动史等等在内的国际宗教问题。
徐以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
宗教因素与当前美国-沙特关系
自由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之辩——美国犹太社团面临的挑战
变化中的美国犹太社团——肯尼斯·D．沃尔德教授访谈录
保守力量的合流——茶党运动中的宗教保守派
基督教新右翼运动的先驱帕特·罗伯逊
访谈录
宗教与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以《朝鲜人权法案》的制定和实施为例
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
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教转向”与中东国际关系研究
简论宗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生成
“后世俗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伊斯兰研究
后反恐时代宗教与法治关系的理论路径和研究进展
哈梅内伊禁核“法特瓦”与伊朗核问题解读
浅析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中国的国家安全
试析宗教对国家安全的介入式影响
西方国家“伊斯兰恐惧症”研究述评
试论宗教的虚拟化传播助益国家安全的理论可能与路径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第一次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基督
新教传教运动的国际化作者简介
自由犹太复国主义成了纳粹迫害紧急情势下美国犹太人的选择，成了美国自由派犹太人对自己的新定位，这种定位在二战期间，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一旦特殊时期过去，质疑会重新出现。最核心问题就是：自由民族主义是否可能？在很多自由主义大师眼里，民族主义很难登上自由主义大堂，卡尔·波普尔等人就对民族主义表现出蔑视的情绪。在美国，罗尔斯的正义论对于美国自由主义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也对民族主义也很少关注。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Saiah Berlin）是研究这一难题的学者。伯林是俄国出生的犹太人，也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时，他的主要研究点是自由主义。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外界对他身份和思想矛盾性的质疑，使他必须在学术上作出回应。⑦伯林最初受古典自由主义影响，认为自由就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无差别的个人理性和权利。他是注重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某些社群主义很排斥。后来随着他对自由主义认识的逐渐深入，思想逐渐转变，开始强调“价值多元论”，他是两种自由概念中的消极自由的倡导者，他承认并且尊重个人、民族、社群、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他把“族群归属”与个人自由视为同等重要的人类终极价值。
①他把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20世纪40年代，当犹太复国主义因纳粹屠杀而赢得普遍支持时，他的自由犹太复国主义和本·古里安以暴力手段争取犹太民族权利的努力产生了分歧，他认为那样的犹太复国主义是“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这体现在伯林对魏茨曼1946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第22次大会发言稿的影响上。在这次会上，魏茨曼明确指出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不相容。伯林认为民族主义有进攻型民族主义也有温和型民族主义，进攻型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温和型民族主义是一种要求民族自决的内在诉求，是与伯林的自由主义，即“消极自由”——个体能够不受压迫地选择相互关联的。
当本·古里安和西尔弗拉比联手采用激进手段推动犹太国建立时，伯林和魏茨曼的温和民族主义处于下风。犹太建国之前的40年代初，伯林正好在美国做外交官，他看到在复国问题上犹太公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分裂，他担心犹太复国主义狂热派仅为自己的狭隘事业而盲动。以色列右翼贝京政府执政后，伯林对以色列政治很失望。他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权利，反对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扩张行动，谴责以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权的侵犯，主张土地换和平解决巴以冲突。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