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3日至4日，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诗话全编》课题组，广邀海内外学者，举办了“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大型学术研讨会。时值中心主任和项目首席专家张寅彭教授主编的《清诗话三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编》体例确定、各卷点校工作全面展开之际，可谓适逢其时。与会80余位学者，充分交流了各自新的研究成果，并提交论文54篇（含提纲）。这些发言与论文，极大地拓宽和加深了会议的内涵，每一篇都将为《清诗话全编》的编纂，乃至学界整体的清代诗学研究，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清代诗学文献数量庞大，体例繁富，它的这两个基本特征是远过于历朝历代的。正视和解决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整理研究清代诗学的基础。大会之后，出于固化和传播此次会议成果的考虑，选编了本论文集，最终选录了其中的27篇论文。编辑宗旨约有下列数端：一，集中于清人之诗学，二，论述与考证平衡，三，中土与海外呼应，四，新材料的搜集整理，五，文体形式多样。
本书是2015年由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诗话全编”课题组举办的“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本论文集为“清诗话全编”（项目编号12&ZD16）的中期成果，汇集了两岸三地以及海外的在清代诗学研究领域的数十位知名专家和学者的新研究成果，聚焦中国文学与清代诗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李德强，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教师。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成立于2003年3月，张寅彭教授任主任，主要成员有：蔡锦芳、王培军、刘奕、郑幸。
谈清代诗学文献的整理(代前言) 张寅彭
在中国发现批判史 蒋寅
从清代诗学文献体会“兴象”的含义 杨明
略论明清时期诗文别集 马亚中
清代江西诗学简述 胡迎建
乾嘉诗话论韩愈诗风格 严明 周晓璇
读清人诗话丛札 朱则杰
叶燮与佛教 廖肇亨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存世三种 邬国平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条辨 王培军
《雨村诗话》并称群体及其对乾嘉诗史的建构 王宏林
稿本《梅花诗话》述略 李保阳
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及丁芸《闽川闺秀诗话续编》意旨初探 （美）钱南秀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涵晖书屋诗话》考 刘奕
郑珍的现代性 （加拿大）施吉瑞
吴汝纶诗学初窥 汪春泓
论白雨斋之诗学 彭玉平
红蓝印本系列之三《松邻遗集》提要 柳向春
陈宝箴为慈禧密旨赐死说再考辨 陈斐
清末民初阅读与批评中的散原诗歌 李开军
清代东亚诗学的环流及研究 张伯伟
论朝鲜王朝学者金正喜的诗学宗尚 詹杭伦
《日本汉诗话集成》收书述略赵季
新辑“牧斋诗话”二种 严志雄
《朴学斋日记》丁戊诗事辑钞 吴格
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定本未刊稿清代诗学部分摘录 陈尚君
清人诗学书目辑补 李清华
附录 上海大学“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严勤铭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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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严勤铭
7月3日至4日，由“清诗话全编”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承标组与上海大学文学院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顺利举行。与会者有海内外、东西洋80多位学者，共提交会议论文54篇。会议既呈现清代诗学研究的现状，也体现了未来研究的多种面向。
一
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这次会议召开的契机就是张寅彭教授主编的《清诗话三编》的出版和张教授主持的“清诗话全编”重大项目的全面开展。张寅彭教授积二十年之力，完成清代诗话目录的调查工作，著有《新订清人诗学书目》。在此基础上，他又精选百种左右诗话加以校勘标点，编成《清诗话三编》，以续丁福保《清诗话》和郭绍虞《清诗话续编》。张寅彭教授是目前海内外清代诗学文献整理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因为前期成果的丰富厚重，他于2012年顺利中标“清诗话全编”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此次会议，作为主办者的张教授提交了会议论文《谈清代诗学文献的整理》，并以其中的一个章节在会上作了“从<清诗话三编>到<清诗话全编>”的主题发言。论文和发言从编纂“清诗话全编”的实际需要出发，全面总结了清代诗话的特征并提出了“全编”的编纂体例。
张教授指出：“清代诗学文献数量庞大，体例繁富，它的这两个基本特征是远过于历朝历代的。正视和解决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整理研究清代诗学的基础。”目前见存的清代诗话有近千种，且仍有不断发现的可能。对这近千种诗话，除了按时代分期之外，还需要按照其各自体制、性质做出区分，以见出清代诗话的特色。张教授认为，传统的广义诗话可以分作诗评、诗法、诗话三类，而诗话一类之下，在清代又产生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子类，即断代类诗话、地域类诗话、专人类诗话等。此外，编纂清诗话还有一当务之急，即划定标准，对性质游离于总集、工具书与诗话之间的许多清人著述作出界划，在去取之际，显现的正是整理者的识力与别裁。对这一问题，与会学者也多有献议。在圆桌会谈中，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即主张取广义诗话的概念，尽量充分收罗各类诗学文献，以成一代大观。复旦大学陈广宏先生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编全明诗话”的项目主持人，也指出明清诗学文献形态的多样性，但诗话整理者也的确需要就事论事，有所裁择。而黄霖、陈引驰等诸位先生则主张从严界定诗学文献与诗话的关系，采取一种较为严格的标准加以执行。华东师大刘永翔先生、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先生则从《清诗话三编》读者的角度发言，颇有亲切之感。浙江大学朱则杰先生也以早年策划编辑《全清诗》的经历提出若干建言。
这些议题在会议论文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一是诗话文献的深入调查与发现。如上海大学李清华《清人诗学书目辑补》一文，在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和蒋寅《清诗话考》的基础上，补充了新见诗话26中，新见存目诗话144种。可见，清代诗话欲求其完备，仍需要学者不断努力。而中山大学李保阳《稿本<梅花诗话>述略》一文，则是介绍了新发现的嘉兴图书馆藏二十七卷稿本《梅花诗话》，纠正了前人著录“一卷”的错误。再如上海大学刘奕《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涵晖书屋诗话>考》一文，则考证《涵晖书屋诗话》基本是抄袭自《坚瓠集》和《寄园寄所寄》二书，本身价值不大。这类诗话在现存清诗话中并非孤例，编纂“清诗话全编”时如何处理，值得编纂者进一步思考。
再有一个问题则是总集与诗话的关系，总集在诗学研究上的价值及相关问题。这方面，有复旦大学邬国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存世三种》、河北大学王新芳《査慎行<初白庵诗评十二种>考论》、香港浸会大学陈汉文《顾嗣立<元诗选>诗人小传研究》、凤凰出版社樊昕《顾光旭<梁溪诗钞>述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王兵《选本视域中的清代宗唐与宗宋诗学》等几篇论文。总集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诗学资料，如果跳出单纯的“诗话”视野，而要从事全面的诗学研究，明清时代大量传世的总集是值得学者投入精力的。实际上，总集的研究也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如何像清人从《明诗综》中抄出《静志居诗话》一样，更多地从总集中辑录诗学材料，显然也是有待大规模开展的工作。
二
学术研究以文献研究整理为基础，但显然不限于此。那么清代诗学研究该如何不断推陈出新？清代诗学史的基本面貌，可以说是由青木正儿、郭绍虞、朱东润等前辈学者的通史类著作奠定的。此次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整理了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定本未刊稿清代诗学部分提交大会，比对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先生对史料多有增添，而引用精到，论述部分改动未必很大，但寥寥数语，皆精确不磨，足见前辈学力与识力。前人粗定疆界，那么后来者如何突破束缚？中国社科院蒋寅先生因此以“在中国发现批评史”为题，作了主题发言，正可视为对朱先生以降诗学史研究的一种回应。蒋先生借用美国汉学家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史观，主张西方文论应为参照而非样板，“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看到它拥有的丰富的概念、命题和独特的批评形式，从而‘在中国发现批评史’”。另一位主题发言者加拿大汉学家施吉瑞先生提交的论文《郑珍的现代性》，提出郑珍从传统中国汲取资源，表现出了他自己的现代性特征，并对稍后晚清的中国士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实际上与蒋寅不谋而合，都是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中国中心观”。
蒋寅先生针对学界对古代文论的三大偏见，以清代文学批评为例，着重指出其并非全是感悟式、印象式的，而是自有其细读传统；并非不成系统，而是出现了不少体系化的作品；并非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范畴、理论命题，而是大有范式例证在。同时，他主张关注中国独特的审美体验、表达方式和批评形式。
柯文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针对的是他之前盛行的三种西方中心史观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而蒋寅先生反对的显然也是一种西方中心观，但与史学研究又不同。柯文批评的是那种认为西方比中国先进，西方走在了前面，西方道路是中国必然归宿的观念。而文学与文学批评却并非如历史那样可以看到明显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的“进步”，而更多时候是艺术风尚和思潮的此起彼伏、循环往复，又在循环中体现出时代特色。当20世纪初的中日学者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系时，他们参照的主要是19世纪欧洲的文学史观与批评理念。他们中不少人的确认为新文学的发展应当归宿于西方，但在谈论中国古典文学时，却又并不以古典为陈腐，以新文学为高明。这是文学与历史之异。而且时过境迁，今日西方的文学史观与批评理论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他们对自己的认识也已经改变了。而我们作为参照的西方文学图式，恐怕更多地还停留在五四古典文学学者所接受和建构的那个图式中。所以当下反对西方中心观，恐怕还不能操之过急。首要之务，是充分了解西方文学史、批评史的变迁，把握今时今地的西方文学图式，然后建立一个更完整、更有效的参照系，以此反观自己，异同对照才会更加深刻全面。
《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译者林同奇先生在该书译者前言中曾经言及，柯文所代表的“中国中心观”的史学研究在历史描绘时有精细化的特点，这是深入内部认识中国的必然结果。但其弊端则是容易流于过于琐细的局部观察，而导致宏观的图式（schema）无法建立，太多支离破碎的研究会造成见木不见林的困窘。实际上，宏观图式的建构仍然是学者的责任，这依然需要某种理论框架。对理论框架的警惕不等于完全放弃，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点上，不论利弊，倒是不分文史，在近年来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都有清晰的呈现。
如何以西学为参照而又不失东方之本，如何在精细研究的同时又不失理论思考，本次会议上南京大学张伯伟先生所作的主题发言“清代东亚诗学的环流及研究”，对此作出了回应。2007年张先生已出版了专著《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该书考察了清代诗话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情况。此次更提出了所谓“环流”的概念，即不再是单向度的传播，而是书籍在传播、阅读过程中的多向度流动与变迁。张先生以朝鲜文人李德懋《清脾录》一书在中日朝三国之间的互动为例，说明了书籍的交流与阅读，会引发什么样的观念与文化立场变迁。张伯伟先生一直倡导“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研究，近年来又受到书籍史研究的影响，更加重视书籍阅读所造成的变动。这一新理论维度的引入，相信会进一步推进汉文化圈研究的精读与深度。而张先生所提倡的理论思考的态度，也是清代诗学研究所亟需的。
三
雷纳·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导言》中说：“批评是一般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因此脱离不了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显而易见的是，批评受到的影响来自于学术空气的普遍变化、思想史，甚至受到某些确切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虽然它们本身可能尚未产生系统的美学。”此外的更间接影响因素还包括各种社会状况、政治因素等。韦勒克是把文学批评看做思想史的分枝的，思想与学术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显然是不容忽视的。
台湾中研院廖肇亨先生的论文《叶燮与佛教》探究叶燮的佛缘与佛学造诣，揭示出叶燮思想中一向为人忽视的佛教因子，这对叶燮及其《原诗》的研究恐怕至关重要，也正与韦勒克之论相合。而台湾中研院严志雄先生提出，明清诗文研究当做“文辞脉络化、生命史脉络化、历史脉络化”三个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的工作，文学批评与思想、学术的关系当属于“历史脉络化”的范畴。此外，香港岭南大学汪春泓先生的《吴汝纶诗学初窥》一文也较重视文与学之关系，所论较为中肯。不过，清代汉学作为一代之学，对清代文学批评影响至甚，而本次会议未能收到有关论文，不能不稍有遗憾。但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并不沉寂，相信未来不断会有优秀的成果问世。
除了思想、学术以外，政治、社会普遍状况的变化也会反映到诗学批评中，台湾中央大学王力坚先生《清初汉文人心态的转变与诗学发展的关系》一文，即探讨了康熙十八年举办博学鸿儒科考试由武功转向文治的意义。明清时代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女性文学的兴盛，美国莱斯大学钱南秀女士作为女性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她的《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及丁芸<续编>意旨初探》一文很好地展现了从女性文学视角，如何把握清代诗学的某些特征。
韦勒克还注意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中叶，欧洲文学批评的理论依据都是亚里士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昆提利安《雄辩家的培训》和朗吉努斯《论崇高》，实际上造成“文学史上始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巨大鸿沟。三百年来，人们翻来覆去，重复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所主张的观点，争辩不已的还是这些观点，而且将它们编入教材，铭记在心——而实际的文学创作，却完全独立地走着自己的路”，因此“批评史无非是思想史的一个分枝，和当时所产生的实际文学作品，仅仅存在着松散的关系。”
那么在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如何？赵昌平先生在圆桌座谈时以《文心雕龙》为例，强调文学批评的实践性，认为批评不应脱离文学创作。而“诗话”更是一种中国传统特有的与创作密切结合的理论批评形式。因此，当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在会上慷慨承揽了庞大的《清诗话全编》的出版任务时，人们有理由期待不仅“诗”的研究而且诗的“创作”，日后都將会有一个大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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