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名“民主社会党”）的领袖。《张君劢年谱长编》系国内第一部详细记述张君劢生平和思想发展史的编年体著作。全书采用资料性、学术性和传记性相统一的编撰原则，以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大量使用档案资料和日记资料，并充分汲取近年来的新研究成果。许多史料是近年来从中国台湾、香港，以及美国新发现的，笔者经过研究考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澄清了过去一些出版物中关于张君劢生平研究的失实记载。《张君劢年谱长编》可供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传统文化研究者参考。
张君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在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有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颇具特色，既丰富多彩，又凝练厚重。从1907年22岁参与梁启超发起组织政闻社作为政治生涯的起点，到1969年去世为止，他在政坛上和文化思想界活跃了62年。他是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法学家、党魁、新儒家代表人物，他的经历、活动、造诣、成就是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履历长、活动广、影响大的人物，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就张君劢在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教育史上的地位来说，就他多方面的事迹和留下的资料的丰富性来说，他是值得研究的。
撰写年谱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基础性的、综合性的研究工作，本书以年谱这种特殊方式对张君劢的一生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梳理，全面、客观地再现张君劢一生的经历，将真正的张君劢放在读者眼前。本年谱的编写，也试图在近现代史研究的资料的挖掘、整理、保护方面做些贡献。随着时间的流逝，近现代的一些报纸杂志或与当事人有关的文物有的被人们无意或有意地销毁了，一些原始资料正在“消失”之中，保护这些资料刻不容缓，编写张君劢年谱，作者也意在保护宝贵的历史资料。本年谱编写的另一个目的，是想尽力纠正近现代历史著述中的一些史实性错误。现有的一些有关张君劢研究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些史实性的错误，如时间、地点方面的错误，笔者试图通过年谱的撰述，考证张君劢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的确切信息，改正以往著述中的一些史实性错误。
本年谱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的优秀方法和理念，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翔实地记述了张君劢一生的主要活动，全方位地展示了他在学术研究、社会活动诸多方面的面貌。张君劢一生经历了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等几个重大时期，每一个时期张君劢都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本年谱对张君劢各个时期的各方面活动都做了详细具体的记述。
本年谱由“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组成。“谱前”交代了张君劢家世、家庭成员等情况。“正谱”为本书核心内容，严格按照年谱的写作模式，以事系年，并以按语的形式解释内容。“正谱”具体而翔实地再现了张君劢早年留学日本、参加梁启超维新派活动、留学德国；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办自治学院（国立政治学院）、创办《新路》杂志、遭国民党迫害；20世纪30年代组织国家社会党、出版《再生》杂志、创办民族文化书院；20世纪40年代参加国民参政会、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调和国共关系而奔走；20世纪50年代印度讲学、流亡海外、为《世界日报》撰写社论、组织“战盟”；20世纪60年代创办《自由钟》等活动。“谱后”收录了张君劢逝世以后发表的著述、亲友的悼念纪念活动和海内外张君劢研究概况。
本年谱不仅从纵的方向梳理了张君劢一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同时也在横向上概述了张君劢在政治学、法律学、哲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成就。
张君劢是一个善于思考，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习惯的思想家，他非常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对中国现实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教育问题做过系统的深入的思考，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张君劢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张君劢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多种角色，但主要的角色应该是思想家。本年谱虽然记述了张君劢一生的各个方面，但是从记述内容来讲，重要的和主要的是记述张君劢的思想。本年谱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张君劢思想发展编年史。思想的载体是著作和信件，本年谱用了大量篇幅记述张君劢的著作和信件。本年谱几乎收集了张君劢的全部著述，对每一著述都做了概述，篇幅长的予以摘录，其他言论皆尽量全篇引用，以省读者检索之劳而得直接品赏其文字之风格，期能援引翔实之资料以反映其生平行实之完整面貌。本年谱可以说是张君劢著作全集，在张君劢全集没有出版之前，本年谱可以说是一本不是全集的全集。本年谱收录了张君劢与家人、友人、领袖人物的大量通信信件，可以说把能够收集到的全部纳入。张君劢的有关书信，特别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师友之间的来往书信，较之公开发表的言论更能真实地反映谱主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对于研究张君劢，乃至张君劢所代表的政治派系与其他各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用处的。
张君劢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1946年是他社会活动最多的一年，对于张君劢而言，这一年是他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年。就对历史的影响而言，这一年是最有影响的一年。年初从欧洲归来，风尘仆仆，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参与新宪法的制定；年中以后，为调解国共关系，奔走在沪宁道上，为求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历尽艰辛。本年谱虽记述张君劢一生之各年，但用力最多的是1946年，篇幅最长的是1946年，撰写最精彩的是1946年。从张君劢1946年的活动中，可以最为真实地了解国共两党和平协商的真相；对于民主党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也可以从阅读本年谱对张君劢1946年活动的记述的文字中得到答案.
张君劢是一位党魁和政治宣传家。张君劢创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长期担任中国国家社会党的领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政治家，其政治活动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组织和领导中国国家社会党。本年谱对张君劢的政党活动的记述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并且用一些新发现的资料，考证了与国家社会党有关的历史史实（包括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的时间、改组成民主社会党的时间等）。与组党活动相联系的是他的政治宣传，他一生中创办了《新路》《再生》《自由钟》等多个杂志，参与过《时事新报》《庸言》的编撰工作，为《祖国》杂志、《世界日报》（美国）撰写了很多政论文章，特别是为《再生》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本年谱用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张君劢创办杂志、进行政治宣传的活动，特别是对于张君劢发表在《再生》杂志、《世界日报》（美国）上的著述文字进行了极为全面的整理和概述。作者收集到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出版的《再生》杂志，对这些杂志上的张君劢的著述文字加以吸收，这是本书相比较其他有关张君劢的研究著述，在取材范围上的独到之处。
张君劢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教育活动也是他一生的重要活动内容。他早年曾赴湖南从事中等教育，留学归来后，从事高等教育。他一生创办过三个著名的学校——国立自治学院（国立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广州）、民族文化书院（大理）。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任过教，还有在国外（德国）任教的经历。他为中国近代教育做出过贡献。他有自己独到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想，曾经为学海书院和大理民族文化书院制定了章程和办学宗旨等。本年谱详细地记述了张君劢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张君劢的“德”“智”兼育、并行不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教育极有借鉴价值。
张君劢是著名的演讲家，他一生做了几百次的各种演讲。他善于演讲，乐于演讲，留下了大量演讲稿。这些演讲稿极富思想内涵，极有启发性，在演讲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演讲，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本年谱辑录了张君劢一生的大量演讲，大部分是全文录入。
在内容的选择和撰写上，本年谱也有一定的特色：（1）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本年谱的撰述的用功之处主要体现在材料发掘的深度和广度上。本年谱记述了张君劢一生的各个方面，根据相关资料，尽最大努力记录下张君劢每一天的活动情况，绝大部分活动都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本年谱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回忆录和日记，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强，本年谱的撰述是在翔实可靠资料的支撑下完成的。（2）叙事连贯，前后照应。本年谱充分展示了张君劢一生的思想和社会活动的轨迹，从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张君劢如何组织政党、开办学校、参加民主党派活动、晚年著述的历史过程。这部年谱既可作供人查阅某一问题、某一事件、某一时间的历史资料，又可以当作一部传记性的书阅读和研究。（3）背景材料的取舍得当。本年谱不但记录张君劢的言行，还记录了许多对研究和理解张君劢言行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背景材料写得简明扼要，以能说明问题为宗旨。（4）尽量反映谱主同他人的交往。张君劢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演员”，他与同时代的诸多重要人物大都有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张君劢的想法和行为影响别人，别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张君劢，本年谱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张君劢的面貌，记述了大量的相关人物的事迹。（5）将年谱与著作目录结合起来。在辑录张君劢生平事迹时，将张君劢的个人重要学术著作亦按照发表先后顺序，分别系于各相关年月，因而本年谱带有张君劢“学术编年”之性质。
就选材的全面性、记述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而言，本年谱堪称优秀。总之，年谱坚持客观、规范、全面、求新的态度，力求精益求精。
《张君劢年谱长编》的编撰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本年谱的编撰对于张君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一定的基础性作用。张君劢故去已经四十多年，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因为他是一个政治敏感人物，他的思想、活动，甚至他对国家和民族所做的有益的事业，并不为大家所了解和理解，对张君劢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对张君劢的研究也不够充分。阻碍张君劢研究深入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料问题。这部年谱，系统全面地记录张君劢的一生经历及重要事实，“发潜德之幽光”，特别是记述了很多的历史细节，披露了更多的历史真相。本年谱资料丰富，文献性、揭秘性强，所用资料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因此，本年谱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的很有新意的著作，为我们认识张君劢提供可靠资料，为我们深入、全面研究张君劢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性材料。
第二，本年谱的编撰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教育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作用。本年谱的记述涉及张君劢的演讲、函件、报告、文章、谈话、题词、手迹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张君劢为中国政治民主化、为中国教育发展、为民族复兴所做的贡献。张君劢的身上有丰富的中国近代史的信息，从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君劢的社会活动是非常活跃和频繁的，他的一生不愧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同时，他的一生也极富意义地折射了社会转型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诚然，谱主张君劢曾有过反共言论并参与反共行动，我们反对他的这一立场，但为了让人们全面、完整地了解张君劢，我们仍保留了相关内容。本年谱记述的史实涉及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法律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教育史等诸多领域，这些史实为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宪政史、中国近代教育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准确且难得的资料，这部年谱是一部中国近代各领域研究的有价值的参考书。
第三，本年谱考订和纠正了以往有关张君劢的著述中的一些史实方面的错误，有利于消除偏见，澄清事实，极具学术研究价值和出版意义。
第四，本年谱的编撰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张君劢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著名的民主人士、著名的法学家。张君劢毕生都具有强烈的建立现代国家的担当意识，从清末立宪到民国初年的立宪，再到抗战期间及之后立宪，张君劢始终都是最为活跃的“法治立国”的思考者和法治治国的实践家，他深度参与到现代中国之立国政治实践中，发现了现代中国立国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因而思考和发展了一套关于中国立国的政治哲学。本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年谱，记述和总结了张君劢在立国和法治立国建设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他的这些思想与实践，具有立国和法治立国的普遍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的实践极具参考和借鉴意义。
对于张君劢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更何况张君劢生活在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对于他，无论是简单的否定，还是单纯的赞美都同样是非理智的。我们系统客观地展现、反思张君劢的一生，同时从他这位在中国近代文化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中国人身上，反躬自省，在五四启蒙已过将近百年的今天，对于我们是仍有意义的。
李贵忠，男，1962年生，内蒙古五原县人，法学硕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教学工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一项，参与教育部课题二项。
《张君劢年谱长编》：
文曰：“中国这个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两条路：其一是真正的复兴；其一是真正的衰亡。……现在且就复兴的方面来说，所谓转机的关键就在以敌人的大炮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使我们顿时恢复少年时代的心情。这便是民族的返老还童。……我们以为民族的返老还童是不能专属望于士大夫这一班人。”“我们不以阶级为立场。……我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绝不能与之相抗。……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中国前途的一线出路亦就在于这个有民族自觉心的民众。”
文章重点阐述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基本主张。
（一）政治主张：“我们的意思只是主张民主政治仅仅是一个原则。……行政效率的加高，实在与民主政治根本不相冲突。……所以民主政治的原则是不动摇的；各国得依他的环境与时代要求而设法变化之，以得适应。……我们现在依照民主政治的原则，来提出一种'修正的民主政治'。我们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其实乃真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至于普通所谓民主政治却是根据民主政治原则而生有偏颇的政治制度。我们为便利起见，名为'修正的'，而其实只是去其偏枯，救其过甚。……即必须求办到人民公意仍能于党派意见中脱颖而出。……我们所想出的修正的拟案是：必须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在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在实践上必须使党派的纵操作用不能有所凭藉。于是这种政制，在平时，不拘两党或多党都能运用，即假定无党亦可运用；而在紧急时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的意识与力量，不分党派。……普通民主政治太把人性的差异忽视了。老实说，一个国家的形成乃是一个异质的结合，而不是同质的结合。……我们于行政总希望能尽量办到专门化、稳定化、敏活化与统一化，但必须在不违背民主政治的原则之下。……我们以为选举是一切政治的根本。……我们中国政治所以弄到这步天地，决不是因为选举制度不好，实只是因为二十年来从未有真正的办过一次选举。……我们把民主政治略加修政，而这个修正却使民主政治由空想的趋于科学的。因此不妨即名曰科学的民主政治，用以别于十八世纪民约论派的基于平等原理的民主政治。”
（二）经济主张：“中国不但不应走资本制度的路，并且亦很难走上这条路去。……我们以为这个有计划的经济的实施在经验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一件事，……我们必须把原有自然的混合经济而一变为全盘计划的混合经济。……把国家资本的经济与私营的经济以及合作的经济制定一个相当的比例，在统一计划之下进行。……我们主张的即是把国家社会主义的要素加入中国的经济中。第一是必须把一个民族在国际上对外作一个经济单位。第二是必须把全国的经济由国家来通盘计划，定一个统一的发展方法。第三是必须国家以公道与平和的方法吸收或转移一大部分私人经济的社会生产上剩余而由国家用于再生产。……在现在的中国最先要设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贫穷，则我们相信只有采取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方是办法。……共产主义还有两点是我要反对的。第一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以后，势必都变为官营。第二是一切生产工具属于社会以后则私有制度必是废除了。……我们一方面因为增加生产的需要太急切，所以不能不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而他方面又不能不设法防止官僚政治。……国家对于产业只有全盘计划之权，至于经营管理的公务人员不妨即为所委托的同行工会的'行员'。……对于私产是不能用革命手段来废止的。……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亦正不妨碍有私产。……我们遂主张关于私产一方面采用这样的普化方式。……主张土地私有而国家有全盘整理权与支配权并公用征收权。……各国为实行社会政策起见大都利用租税，于是有所谓租税制度。……把全国的租税列在一个统一计划下与一个统一计算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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