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十年》是一部叙事长诗，由五个内在联系缜密又各自成章的章节组成。诗中即有女性特有的细腻、缠绵，有高原女子干练、果敢的性格绽放。诗集作者从踏上玉树高原的感性情感入笔，到在玉树生活工作十年所沉淀的理性情感素材，生动地为读者刻画了大美玉树外部的线条，提炼出玉树古老而富有时代特征内在精神构成，是一部外乡人了解诗意玉树、玉树诗意的文学佳作。
《玉树十年》：
治多——丈夫走过青春的那个小城 治多，藏语意为长江源头。
我对治多的认识，是从丈夫的文章和谈论中感受的。
治多是丈夫走出大学校门，参加工作、走向社会的第一站。他在这里犹如刚睁开眼睛的小马驹，跌跌撞撞扑向五彩斑斓的尘世。
幸运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索南达杰。
一群高尚、质朴的年轻人，为可可西里的安宁，一度合弃了对自身生命的呵护。索加高原憨厚、耿直、爽朗的牧民为他们最初的执着，留下温热的关怀——甘醇的奶茶和多少美味都代替不了的水煮白菜。
几度春来冬去，丈夫人生阅历的珍贵片段是激励他正确面对世态炎凉、荣辱起伏的生命底蕴。
丈夫第一次到治多是1987年夏天。
他自早晨七点从结古镇出发，颠簸了九个小时，到夕阳西下时，雪山环抱、炊烟笼罩的治多县城嘉吉博洛格镇进入眼帘，宁静又荒芜。
他住在县招待所，第一次生起牛粪炉子。
饭后，坐在小板凳上边烤火，边看着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独酌昨夜和同学没有喝完的小半瓶“川曲”。
每当听到这些，我都会忍不住摸摸丈夫的额头，青春的张扬和洒脱，一定让寂寞的索加高原在多年后，依然深深记得——像是流放到高加索的普希金一样，桀骜、洒脱又散发书卷气的小伙儿。
丈夫说，当时的治多县城从桥头到冷库自西向东一条街，街道是砂石土路，汽车驶过，立即尘土飞扬。
街边只有三栋楼房，县农行、县民贸商店和影剧院。
剩下的景色是一些矮小的人字梁红瓦房和平房，外乡人开的饭馆只有两家，小卖部也不过十家。
晚上在县城东头能听到西头流浪狗的吠叫。
1994年丈夫离开治多县到州府结古镇工作。
2005年，在我一再的肯求下，丈夫答应陪我去治多县城走走。我们一同寻找他青春留下的记忆。
到治多县时，我惊诧于县城加吉博洛格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丈夫说的治多简直是两个样子。
砂石路变成了柏油路，沿街的平房不见了，全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二层商住楼房，学校洁白墙壁的教学楼、机关单位坐落有序的办公楼，超市、川菜馆子、清真面馆、宾馆、舞厅、网吧、茶艺……餐饮点、旅游点一应俱全，一个新兴的现代小城镇的雏形，横亘在嘎加洛草原上。
这里海拔比结古镇高、气候更加寒冷，但是这里人们的生活环境，相比丈夫给我讲述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善。
集贸市场里人山人海，天南海北的商品应有尽有，正午的阳光下，有来自乡下的牧民和外地的商人做虫草生意，街边的台球桌案上趴满了斯诺克高手，有关珠姆王妃及格萨尔王的传说遗址等旅游资源已得到了利用和开发。
玉树“4－14”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年，即2011年，我随丈夫再次来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治多。这次我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像在一幅画里行走，在天堂和神话里遨游。据丈夫的朋友介绍，治多作为一般灾区，得到了国家的极大重视，投入超过解放以来所有投资的累计。
治多，这座小城，正在党的关怀下，重新规划、重新建设。
我和丈夫沿着马路，边走边感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有的学校、医院和民生相关的服务机构一律纳入重建范围，原先所有的建筑全部拆除，都被外观新颖的大楼取代。
学校里新修建了风雨操场、阶梯教室、塑胶跑道、室内篮球馆、图书馆。
县城四周所有土木、砖混结构的居民楼全部拆除，居民搬进了有外墙保温、有暖廊、有实木地板的现代化新居。
县行政中心从聂恰河北岸迁至南岸，拓宽了本地商贸发展的空间。晚上，丈夫与他的朋友聊天，他们的话语让我感同身受。
他俩说，灾后重建让治多县城的变化远远超出了人们常规的想象和思路。治多今天的姿容与以前在蜡烛下、在酒桌上的想象是无法关联在一起的。在那个艰苦环境中所畅想、描绘的治多，哪能有今天般的大胆、气派、壮丽！螺旋式的上升、跨越式的发展。
第二天的傍晚，我和丈夫漫步在设计新颖、时尚的珠姆广场，和当地的居民一起跳锅庄，丈夫的脸庞露出难得的笑颜。治多县，有他青春时洒下的一串铃铛，面对如今的旧貌改新颜，丈夫仿佛抑制不住要把青春的铃铛里的激情一一唤醒。他的心里一定充满难以抑制的感恩之情，感恩这个时代，感恩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我也一样热泪盈眶。
格萨尔王妃珠姆的雕像高耸云端，身边的仙鹤栩栩如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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