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无所不知的每一天
在腾讯书院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7 月初，在澎湃的 APP 上看到一条 PRADA 太阳眼镜的广告，规格就像从前报纸头版的整页广告，发给经营传统媒体的朋友看，他回一个捂嘴笑的图标，外加四个字：时代变了。
时代确实大变。
每一天，如果你愿意，都可以过成无所不知的一天，只要有空打开微信朋友圈，或者 Facebook。2016 年初去世的 David Bowie 在他那支著名的《Change》里，用一种近似口吃的发音吐出变这个词 Ch-ch-ch-change，跟我现在谈论它的心情蛮搭的：真是有点措手不及啊。
这一轮的变局，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
用硅谷工程师或者风投家们的断语，五十年一遇。 这其中有两个关键性动作：1994 年，硅谷的老家伙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和计算机神童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创办了网景公司（Netscape），这二位开发出一款 Netscape
浏览器，将美国国防部的内部交流平台转化为民用，而且提供免费下载。 公司成立
16 个月后，还没赚到一毛钱，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了，成为全球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 第一天，股价从开盘 12 美元蹿到收盘时的 48 美元，刷新了美国股史的上市首日记录。 吉姆·克拉克一夜之间成为 10 亿美元富翁，而一年前一无所有的马克·安德森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 亿美元。 第二个关键性动作是史蒂夫·乔布斯完成的，他把苹果手机和 ipad 送到我们手里，造就了今天地铁里的壮观景象。
就这样，我们跟世界联结的方式，被编程语言――一种容错率非常低的、有特殊语法的英语改变了。 传统媒体的电子照排，被 HTML5（超文本标记语言）分掉半壁江山。
互联网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生活，也改变了写作者熟悉的那个传统。
这种改变从 90 年代中期的美国就开始了，生成一种大势。
一个 80 后小妹妹跟我讲，她之所以喜欢自己贴钱跟朋友们捣鼓一些公号，就是觉得写作与发表都变得自由，排资论辈，层层审稿，都取消了；在新媒体时代，她有一种顺畅表达的快乐。
我自己也从中受益，如果没有网络，《祭毒》多半还在我的移动硬盘里。
我没有用过微博，直接从博客时代进入微信时代。
有一次出差到台湾，为了方便联系同事，同行的摄影记者帮我开通了微信。 前几天我在想，这三四年究竟从划屏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失去的很明显，就是时间。
得到的，一个是开放的心态和更广泛的新知。 一些过去不会特意去关注的领域很便捷地一一向我打开，比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还有穿衣服做菜什么的。 大家都在抱怨
碎片将人淹没，但我想，碎片的知识或信息也是有价值的，关键它是个什么成色，有没有营养，值不值得吸收。 在互联网上游弋，训练人甄别、取舍的能力，然后是连贯的能力，能不能一片接上一片，把这些杂多处理成自己有机的一部分，类似光合作用。
所以我对碎片化并没有那么大的恐惧。 另外一个获得，是接地气，从来没有一种技术，可以这样迅速、逼真、大容量地把世界直接推到你面前。 有时候我看着朋友圈里自说自话、前后不搭、却又有某种潜在一致性的一长串内容，会从心里笑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啊。
稍微让我有些不安的，是互联网＋时代对写作内容、文本、语法、标题的重新规定。
它是那么年轻，那么具有娱乐精神，还常常带点儿粗鲁，对于我们这些会为一句话、一个标点跟编辑校对吵架的写作者来说，真的是有这种效果：眼前一黑。 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时段里，10万＋的内容形态被制造出来了。 我没有专门调研过，也没有大数据支持，没有资格讲太多它的坏话，我能说的是，它的品味不好，会让好作品无法在新媒体时代获得它应该有的位置。
本来寄望时间能滤掉一些东西，但是很有可能在淘洗的过程中，新的技术又来了，媒介又变了。
技术是一种人造的东西，是现代科学的基底和本质。
海德格尔曾经说，科学不会思考。 德里达就不怎么同意，他说，科学技术会的，它也在思考。 德里达的弟子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就是写出三卷本《技术与时间》的那位，提醒我们说，技术里回荡着一种无人称的知识，一种不署名的权威性；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就发生在现代技术
无人称力量的到来；他也建议我们在思考技术的时候加上时间的维度。 问题是，北京时间前所未有地快，我们用三十年走完了别人一百多年的路，真是弹指一灰间。
我一直感激欧洲人在冷战以来在思想上、生活上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不一样的范式，他们身上有一种敏锐的辩证启蒙意识（dialectic of enlightment），对科技的进步不会天真地乐观，不会以为只要有了原子弹、核潜艇、无人战斗机、苹果手机，人就是万物的尺度了。
欧洲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赞叹，像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阿伦特、萨特、加缪这些人，都积极而睿智地就公共事务发言，引领着欧洲公民，对进步的悖论养成一种敏锐的判断力，所以，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会权衡两个方面：就算想象中的进步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稳定的有内在秩序的生活因此瓦解，这样是否值得？换句话说，今天创造性的破坏虽然为明天开出了支票，但比起现代性给人带来的异化和痛苦，是否值得？
我刚从英国转了一小圈回来，在咖啡馆、地铁、火车上看到，仍然有人在读报纸，还不光是读纸质书，还不全是老头，我没有看到一个捧着手机在划的人。
那一刻我忽然想，也许，在我们这个国家，由互联网＋主导的资本的运作、电子商务的繁荣、新媒体内容的生产和发布、对个人时间的侵占和随处可见的手机的家园，是一种人造景观，是由某种力量推动而不是自然天成的。
把世界简化成网上和线下也是荒谬的。 不一样的阅读方式、写作方式、活着的方式，明明白白就在同一个地球上，就在稍微远一点的别处。
所以，当这一轮革命真的就发生在我身边――传统媒体人纷纷失业、转型、创业，越优秀的，转得越早――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这是一种打断，也提供了一个确认自我的机会。
以前，像我这样比较喜欢干活的记者，光顾着埋头写，从来没有时间理一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题目是什么，自己的强项和短板分别在哪里，力气该往哪里使。 这样被迫停一停，自然会做反省。
阿城说过，一流人才在商界。
我觉得确实如此。 历史上，像张謇这样的士魂商才，比康梁之类对社会的贡献大，因为后者光破不立，士大夫出身的实业家有建设性的动作。 看看今天的情形，一样的。 所以我敬佩那些找到新位置、找到资本，把自己成功嵌进互联网商业版图的优秀同行。
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他们随口议论着公司办公室租金的涨价，短短几句言语，就让人窥见他们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这能力是我不具备的。
但是，不等于我对他们目前生产的内容心悦诚服。
十年后，回头一望，我们这些当年的文学 / 文艺青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些什么。 人各有志，人各有命，我还是希望自己十年后翻翻硬盘，能找出一两部比《祭毒》好的作品。
有人把这一轮革命跟印刷术、蒸汽机的发明相提并论，跟硅谷的创新相提并论，然后得出乐观或悲观的结论，我都会想一想：它们真的一样吗？人类这几千年历史下来，纹丝不动的时光几乎没有，每一个时代大多都处在变革之中，都会面对新旧交替、新陈代谢的撕裂感和成就感，都能套狄更斯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区别在于强度和广度。
我自己感觉互联网＋比以往的变革更猛更强，能量更大。
我差不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稍微整理得清楚了一点。
我得继续正统的、不是浅尝辄止的、也不卖萌讨巧的写作。 从题材到方法，沿续过去那种一道道工序来的传统工艺，可能过去的还不够，还得往前追；然后，慢慢寻找一种与互联网＋联结的方式，来为写作加分。
简洁地说：我的写作不打算转型。 我希望找到一种养活旧写作的新方式。
这里我想稍微说几句一段时间以来的观察，它很可能是片面的，有待随着继续观察而修正：我发现身边的同行同道，也算是小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专制、独裁都蛮敏感，反应也不失为强烈，但对资本的傲慢、霸道、经常流露的无知，反应就迟钝暧昧很多。
大家都很清楚，一个一切听命于资本的盛世并不美好，但现实是，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听命于资本，受它奴役。 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词，大概可以用于描述这种俯就：分裂。
谢泳写过一篇钱钟书的书生气。
他说，从政治理想上看，钱先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他对同时代那些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半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除了钱先生的个性（自视甚高），除了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经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这一类的新派人物，谢泳觉得钱先生的看他们不起里，有更深刻的东西。
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士多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在做人这一条上似乎不能跟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一点、也更传统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的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儒家所谓知行合一。
这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也是我在多年记者生涯里从老一辈身上吸收的东西。
一份人家，祖传的东西里总有一两件宝贝，这是我认定的一件。 但是现代性把知与行分离，我也不想在这里调太多书袋子，累得慌，大家看得到的，身边这些事迹不少：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而且能够自洽，而且能够合理化、日常化，现代人仿佛生成了一种新的习惯和记忆。
于是，用阿伦特的话说，那些失落的珍宝，甚至没有遗言。
有时候听到一些师友谈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阳光，有国际视野，愿意到贵州某个贫困山区，或者非洲某个村子里当义工，也愿意积极为社团、社区服务。
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对自己的父母好，不知道怎么跟最亲近的人沟通，这跟从前那种会为远方的炮火热泪盈眶，为路有冻死骨义愤，却不知如何处理伦常的义士们是一个路数，都是人格略有缺失的人。
他们可能在某一方面有建树，但终究不能让人佩服。 所以这些年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懂得放弃、割舍、有所不为，就是因为这一条。 如果不那样做，我想这些年的书，我是白读了。
我想，大家不能忍受警察对雷洋的施虐，却能忍受某些投资人的施虐，是值得反思的。
写作的责任之一，就是提出问题，展开对话和反思。 如果创业者们继续惯着资本，它不会比一个暴君产生的危害更小。这个议题如果没有被摆上桌面，公开谈论，是我们这些媒体出身的写作者没有尽到责任。
写作者还有更大的责任。
抗战时是流亡学生的齐邦媛和王鼎钧，几十年后拿出了《巨流河》和《昨天的云》等四部曲回忆录。 经历过文革的冯骥才老师拿出了《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年一老师写出了《大动乱的年代》，李逊拿出了《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经历过一战、二战、纳粹集中营、911、第一次伊战、第二次伊战的西方作家们，都拿出了很像样的作品。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去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科谢耶维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记录了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些重大历史事件。
我读了一小部分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 核灾难口述史》和《二手时间》，还有一些她的访谈，除了源远流长的苦难和沉重，我觉得她的学养、才气、境界都是一流的。
有位老师对我讲过，到最后，写作拼的不是才华，不是文字，是境界，这个我很能记得住。
跟阿列科谢耶维奇战在同一高度的还有一位出色的女性，美国作家芭芭拉·塔奇曼。
她用文学的手法写历史，两度获得普利策奖。 她们的存在，都提醒我自己离有价值的非虚构写作还有多远，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她们都是我的导师和榜样。
每一代人把自己经历过的写下来，就很好了。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什么？有什么非得记下来不可的？还有多少空白必须去补上？除了资本以外，更广泛更深刻的决定社会和生活的力量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在慢慢琢磨的事情，它们都存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文件夹里，叫未完成。
写作是为了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和本质。
在字里行间，通过讲故事，通过文学之美，塑造典范，传递真知灼见。 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关切世界的人，他首先要学会同情、忘我、宽恕，然后把这些传递出去，让人们能为其他人流眼泪。
每个写作者都会有才华横溢的一段时光，也都不得不面对和处理才情的下行或用尽。
所以要用功，用别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高度，学会超越自身的局限。
去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龙应台在表达祝贺的文字里提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工作里包含了记者、社会学者、心理学家兼牧师这些角色，我想，这个不完整描述提示了写作者的社会意义和可能的疆域。进入写作的世界，就是挣脱僵化的教育，出离日常的平庸，卸掉国家的、个人的虚荣，卸掉民族主义等等牵绊束缚你的东西。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时代，写作是为了追寻自由。
在这个阅读和写作都受到严厉挑战的时代，对我而言，写作本身就是自由。
最后我要感谢 20 年来滋养过我的每一家报社、杂志社，那种头悬截稿线的高强度工作，让我经常蓬头垢面、神经粗壮、也长了几块用于写作的肌肉。
我怀念那些不用考虑别的，只要一门心思把字写好的时光，那是我们许多人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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