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国读者
半年前，我写成一本英文小说，题为Nanjing Never Cries。最近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南京不哭》，完成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我生于卢沟桥事变的两个月之前。二十岁赴美国，专攻理论物理。
多年前，我曾动念写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但在美国大学任教，不发表，就灭亡。研究工作与学术生命攸关，我不能分心。
这十年来，读小说的人愈来愈少。美国书商鉴于经济风险，不愿接受新人。有意从事文学创作的美国人都叫苦连天，一个中国人加入竞争几乎绝无成功的可能，大都只能自费出版，卖个百十本，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我为何忽然动手写这本小说？
我的决心来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下午。那天四点多钟，我的美国朋友哈维·
格林斯潘和威廉姆· 马尔克斯来到我的办公室，要我去参加一个正在进行的会议。
那边的主讲人在扭曲历史！两位教授都说。
我走到麻省理工的9150 室，看见大厅里坐满了人。台上四位主讲人，三位是美国人，一位是日本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东南亚人。
会议的主题是五十年前的广岛事件。
我听了一会，忍不住举起手站起来。我说：我要请问四位主讲人：如果一群强盗闯进了你的家，强奸了你的妻子，杀了你的儿女，还要割断你的喉管。警察打进屋来制服了强盗，救了你的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警察暴力执法的故事吗？
全厅沉静下来。一位主讲人回答了几句，然后台上又重新回到先前的话题：如果不是某事阴差阳错，投掷原子弹的罪恶就不会发生，等等，等等。完全忽略我的抗议。
会议结束后，我走出大厅，忽觉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头来，身后是几分钟前站在台上的那个日本人。他对我说：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刚才说的话我字字同意。他请我在一张大纸上签名，要求日本政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罪行道歉。
其后我给《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写了一封信，声明广岛事件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恶果。几个月后，这封信被登出来，一些警句被删掉，只剩下短短半页。前述会议的一位主讲人，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篇幅至少是我的十倍。
身为一名物理学家，我明白原子弹的杀伤力，也为死伤的日本平民悲悼。但历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个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像我这样年纪的老人们，身历八年抗战的煎熬，有责任把这个历史的教训传下来，留给我们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子孙。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利用麻省理工的定期休假（sabbatical leave）去了南京，住在一个没有抽水马桶的宿舍里，过着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一天在街上，有人向我问
路。这是我在南京最骄傲的一刻！这个人不把我视为外人。
在南京的几个月里，我有幸和两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见面长谈。这两位老者向我叙述六十二年前的惨事，讲述中不免流泪。我的妻子志洁当时在旁，也频频以手帕拭泪。
《南京不哭》里面的许多故事是真人真事的演绎。例如，陈梅家庭遇害的许多情节，是两位幸存者的亲身经历。任克文许多奇特的个性是我从几位师友身上观察到的。魏特琳女士被掌掴的故事源于《拉贝日记》。帕奈号炮艇事件的信息可以在网上找到，其中包括一部环球影片公司的现场纪录片。
感谢至今不识的苗德岁教授的热心，把这本小说的消息传给江苏译林出版社的宋旸女士。感谢宋女士立刻和我联络，此书始得和国内读者见面。
我谢谢汪柄业博士，把《南京不哭》仔细地读了一遍，给了很多建议。王凡和张连红两位教授，为我牵线与有关人士认识。孙宅巍教授给我提供了历史资料。张鑫博士带我领略了南京的不少风光。
我感谢伊丽莎白·
查迪斯女士将本书的英文稿Nanjing Never Cries 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社长艾伦· 法兰最初一口拒绝，理由是他们不出版文学作品。法兰女士又说，她愿意在闲暇时翻一翻此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看后给我一些意见。两个月后，她写了电子邮件给我，说她没翻此书，而是一字一句地把第一章读完，后又继续读了下去。读完全书后，又从头再读一遍。她告诉我一个想法，愿意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体制内创一个Killian Press 子公司（Killian 为麻省理工一位前校长的名字），接受文学作品及其他的作品，问我是否愿意把英文版交她出版。我考虑后答应了，由此Nanjing Never Cries 始得面世。
郑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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