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权力_[美]乔纳森·科什纳著江涛白云真译_9787208141735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权力》一书将经济危机纳入到大国政治的分析框架下，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和作用。作者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也反映了美国放松金融监管的弊端和经济的脆弱性，使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丧失了合法性。同时，该危机也引发了各国对于建立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思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被给予更多关注。美国的国际货币领导地位在危机之后受到削弱，而欧元和人民币的崛起也给美元的国际地位带来冲击。

　　像所有著作一样，本书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思想轨迹。在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或者至少笔者认为需要阐明的是提请关注笔者分析性取向（analytical orientation）的诸多方面。这些分析性取向为本书的主要观点提供了背景。笔者的观点特别受到三个并不是特别时兴的因素的影响：国家安全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national security）专业背景、历史的作用以及凯恩斯著作中的一些观点。
　　笔者最初主修经济学，后来在研究生阶段转攻政治科学。作为一名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笔者一直积极关注宏观经济学。更具体地说，笔者始终着迷于经济因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诸多问题。那时，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研究被严格划分为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个部分，这是冷战的学术遗迹。然而，笔者曾经错误地预测这种情况在后冷战时代是难以为继的。1不过，当金融危机发生之时，笔者被如下问题深深地吸引，即金融危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作为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的研习者，笔者一直重视历史的作用。实际上，秉承历史至关重要这一观点意味着两件事情：（1）若历史事件被有见地置于语境之中，那么它们会为当下提供分析性教训；（2）行为体的选择受其自身历史经验和他们对以往教训的诠释的影响。对于不少，但并非很多的非专业读者来说，这些似乎是陈词滥调。但是，对于专业学者来说，这些观点越来越不合时宜。经济学家几乎完全不理会历史学家，成绩优秀的博士生极少选择经济史方面的课程。虽然政治学久负盛名，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政治学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学科史，不再信奉如下观点，即熟知历史对学科的发展上没有任何价值（一位顶尖期刊的编辑曾经告诉笔者，他的愿望是为一个不必诉诸正式名称的政治科学而奋斗）。
　　笔者特别重视过去的价值。这意味着，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其中最有目共睹的但并非唯一的一位对笔者的思想和分析性取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2出于与这些经济史学家相同的兴趣，特别是受到曾经与同事争论宏观经济学的启发，笔者对凯恩斯以及凯恩斯原著中的巨大宝库产生了极大的好奇。那时，凯恩斯非常不招人待见（更不要说他的那些有独到见解、很大程度上未被人读过的著作了）。在当今的政治语境下，有必要做一些说明或至少先灌输下凯恩斯对本书的影响。笔者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对金德尔伯格有什么不敬之词，但是相比之下，一些人对凯恩斯却非常生气。
　　凯恩斯就像一个避雷针，并非因其著作，而是因当代凯恩斯主义实践所表现出的政治选择（这些与凯恩斯的独到见解大相径庭）、其思想与美国罗斯福新政及其伟大社会构想和社会保险与医疗等项目的关联性。在这些措施形成之初，一些人对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干预予以强烈的反对。但是，凯恩斯是一个备受误解的学者。3在此，厘清这一历史与主题无关：对于那些恶意反对凯恩斯的人来说，笔者想要指出的是，本书的观点仅关注凯恩斯著作中的两个或三个洞见不确定性、资本管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经济主义。这些并非凯恩斯所特有的，这些也并非战后凯恩斯主义实践的要素。4尽管如此，笔者清楚地知道像凯恩斯、金德尔伯格这样的思想家使笔者极其警惕未经监管的金融部门的固有风险。20世纪90年代，这些因素使笔者关注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he Glass Steagall Act）等金融自由化措施，进而解读亚洲金融危机。反过来，这种趋势又改变了笔者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解读。但是，正如笔者在书中所强调的那样，读者无需因赞成笔者关于金融危机对美国权力和世界政治影响的观点而认同笔者对金融危机的解读。
　　最后，笔者以一句话评价这些观点：本书解释了过去，使我们可能预知未来的政治发展。但是，正如笔者在第八章详述的那样，历史轨迹是不确定的、视情况而定的，根本上是不可知的。对于国际政治的研习者来说，预测未来的做法就像打没有任何把握的牌一样。甚至，这场游戏根本不值得尝试：真正值得做的是解释、说明与展望。因此，本书不强调预测的准确性，而是突出其分析的切题性和论证的逻辑性，从而使我们沿着历史发展进而展望特定的路径。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做世界政治访问学者期间撰写的。笔者非常感谢世界政治编委会的支持，感谢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苏珊宾迪格（Susan Bindig）和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人员的盛情善待。在项目研究过程中，笔者曾经在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罗格斯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诺贝尔研究院举办的研讨会上以及托比可持续国家安全战略项目主办的两次活动中提交过部分研究成果，也受益于研讨会参加者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笔者也要感谢玛丽亚斯佩兰黛（Maria Sperandei）和温迪乐特（Wendy Leutert）所提供的宝贵学术支持（再次感谢温迪为翻译做出的全部努力）。
　　笔者特别感谢艾儒蔚（Rawi Abdelal）、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伯特戴蒙德（Burt Diamond）、艾琳格拉贝尔（Ilene Grabel）、罗杰海登（Roger Haydon）、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人的仔细品读、批判性眼光和不可或缺的支持。一些不知名的读者也提供了大量有益建议。笔者最感激的是埃斯蒂（Esty）、伊利（Elie）和阿里（Ari）。她们承担了大量工作，才使本书得以问世。她们如此泰然自若，但这本可以注意到她们的辛苦工作，事实并非如此。

　　注释
　　1.Jonathan Kirshner,Political Economy in Security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1（Spring 1998）： 6491.
　　2.参见Charles Kindleberger， Economic Laws and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Jonathan Kirshner， Leadership，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Influence of Charles Kindleberge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rshon International Review 41：2（1997）。
　　3.对凯恩斯最误用的引用之一往往被当作他短视思维的证据，例如，长期来看，我们难逃一死。这一句引自凯恩斯的著作《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旨在严厉批评那些在分析中忽视短期发展的经济学家，实际上经济发展总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完整引用如下：但是这种长期视角是对当前事务的误导。从长期来看，我们难逃一死。如果在狂风暴雨中经济学家仅仅能告诉我们雨过天晴，那么经济学家为自己设定了一项太容易、太无用的任务。需注意的是，《货币改革论》出版于1923年，在凯恩斯发展成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之前。事实上毫不奇怪的是，在凯恩斯的著作中，《货币改革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最喜欢的书。对凯恩斯出色的介绍请参见Robert Skidelsky， 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0）。
　　4.甚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等最反对凯恩斯的人都赞同凯恩斯有关不确定性的观点。最佳资本管制模式是个经验性问题，能够通过证据解决。经济主义凯恩斯警惕将全部生活还原到经济演算更多的是一种哲学立场，间接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这一观点往往与政治右派而非政治左派更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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